参与4.0时代国际治理，中国应扶持自己的“乐施会”

邵宇

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已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及世界格局构成严重挑战，国家主权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秩序也处于重构之中。目前，在一些全球治理热点问题上，中国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并不因中国经济规模的强大而有所提升，反而出现“规模越大，质疑越多，压力越大”的“逆向”变化。因此中国必须采取新的应对策略，一方面积极参与制度的建构与治理的实施；另一方面努力推进多层次、多层面、内外政策并举的治理方式。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树立新的国家安全意识，倡导一种更加民主的、平等的、透明的、公正的全球治理理念。

中国参与治理的战略目标

随着国力的提升，近些年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和力度都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中国希望在既有的治理框架下寻求改革和改良，例如更广泛参与联合国活动、谋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更大发言权、支持G8演化为G20框架；频频提出多边倡议，例如金砖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战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中非”等跨地区的多边论坛；主动与主要大国协调全球治理的立场和政策，如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建立“中美网络安全对话”机制等。这些令人欣喜的变化不禁使人想问，未来又该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参与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呢？

要尽早明确战略目标。如果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目标主要在于避免损失，次要在于产生价值和利益，那么，中国的战略手段就会是被动的、触发性的、分散的和有限的。如果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目标主要在于创造价值、利益，同时力求避免在全球治理的大潮中迷失自我，那么中国的战略手段就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全球化4.0的大时代，无论是太空、极地、网络、环境领域，还是在更为紧迫的安全和经济治理领域，规则的制定之争早已如火如荼。奥巴马在2015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明确表示：“定规则的不该是中国……这会给我们的工人和商业带来不利影响。我们应该来书写规则，我们应该来定义游戏规则。”这提醒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一个塑造规则和制定标准的大时代，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对于中国而言，全球治理舞台是一个输不起的战场。

明确参与全球治理的紧迫感和价值之后，接下来就是中国必须尽快提升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目标。以低层次的战略目标参与全球治理，则会将未来治理领域的大片江山拱手让给更加积极的竞争者。相反，如果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那么除了能够早日促进国际治理机制迈向更合理的方向，在政治影响力、经济收益、国家和民族的声誉等方面的收益也都可以预见。

必须改变政府单打独斗方式

将治理的理念融入中国的全球战略中。全球治理要求中国的参与，而不仅仅是中国政府的参与。无论是传统的外交行为，还是新兴的公共外交，都要求政府扮演核心乃至唯一的角色，然而这种带有强烈“统治”特点的对外治理方式，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特点格格不入，因为治理概念强调权威的去中心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性。将治理的理念融入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中意味着中央政府必须放权，必须改变靠政府单打独斗的参与方式。在某些“高政治”的治理领域，如安全和军备控制领域，中国政府也许仍需承担首要作用，但是在另一些“低政治”的治理领域，如海外投资、对外援助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国政府需要积极引领、支持和培养各类半官方或非官方行为体登上全球治理的前台。

参与全球治理要从周边出击。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的外交重心从偏重大国关系转移到大国与周边并重，甚至将周边战略置于国家核心战略的层次。一带一路战略便是这种经略周边思路的体现，该战略力图通过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来塑造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参与全球治理要把握关键节点并及时出击。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往往诞生于危机期间。在暴露问题和引发期望之后，危机为那些期待寻求改变的大国和精英们提供了变革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一旦出现必将影响国家的战略决定和发展路径。 “有危也有机”——危机为重新建章立制提供了机会，因此中国应该积极抓住不同程度和层级的国际危机，把这些危机作为推动各类国际经济体制改革的契机。

着力打造一批参与全球治理的非政府组织。例如中国对外援助基本都是政府对接政府的模式，往往钱花了任务完成后，政府工作人员也就回国了，缺乏人与人之间的长期交流。众所周知，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不可谓不多。但多年来，中国对外援助和投资却招致了西方一些国家和部分受援国民众的误解——新殖民主义、掠夺能源、破坏环境……对外援助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援助来获取受援国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促进国家的利益，如果仅仅靠政府大把撒钱，而忽视受援国各相关群体的物质和心理需求，那么对外援助的最终效果将非常有限，甚至会有反作用。

那么怎样解决“钱到了人没到的问题”呢？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援助形式是，政府授权并提供资源，然后民间组织来主导，使援助款的利用方式更接地气。与单纯政府投入模式相比，非政府组织的最大优势是能够深入受援国的社区开展项目，在实地调研和与受援国民众的日常交往中明确援助目标、金额和方式，做到有的放矢，并积极与受援国民众进行文化和情感交流。因此中国政府在对外援助中，需大力指引、培养和扶持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在政策试行期间，不妨多给非政府组织一些空间和信心，从小项目做起，不断扩大对外援助类非政府组织的规模，逐步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外援助体系。这也是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全球化4.0时代国际治理的一个缩影，未来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绿色和平组织”和“乐施会”。(本文节选自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作者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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