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在柏林墙两边感受经济
文/徐立凡
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德国在经济战略上第一次游离于其大西洋传统伙伴之外。这种游离，说到底与德国的经济特征及经济受损程度有关。德国之行，给了记者深入观察德国经济的机会。在物理上基本消失，但在心理和经济层面显然还在矗立的柏林墙两端，德国经济具有不同的运行特点和追求目标。而在环保追求方面，那堵墙已经消失。
6月1日至10日，笔者随同其他媒体的六名同行赴德国考察。这次来自德国外交部的邀请是为期3年的德中同行活动的组成部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负债沉重并严重依赖出口型经济的德国在政策层面表现出迥异于美英等国的倾向而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相近：对于金融危机的成因，德国对美国长期实行的“误导性政策”有直言不讳的批评；对于美元霸权体系，德国希望进行通过加强金融监管予以修正；甚至对于美国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人为启动经济”，德国也持反对态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德国是最早提出“退出战略”的，他们认为，与其过多地提高货币供应量，不如恢复财政自律、消除过剩的流动性更可靠。
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德国在经济战略上第一次游离于其大西洋传统伙伴之外。这种游离，说到底与德国的经济特征及经济受损程度有关。德国之行，给了记者深入观察德国经济的机会。在物理上基本消失、但在心理和经济层面显然还在矗立的柏林墙两端，德国经济具有不同的运行特点和追求目标。而在环保追求方面，那堵墙已经消失。
柏林墙西边：
奔驰们不想存档的光荣
斯图加特市中心的火车站塔楼上方，巨大的奔驰标志昼夜转动，持之以恒地展示着斯图加特的城市特征：这里是德国的汽车制造中心。在大西洋另一端的三巨头陷入困境后，斯图加特的汽车制造中心地位似乎更加突出。尽管参加上海世博会德国馆展区设计的斯图加特大学和2008年德甲第三名的斯图加特队是当地人喜欢的话题，但奔驰和保时捷才是这里的王者。德国1/7的工作岗位与汽车业直接或间接相关，在斯图加特这个比例更高。
对德国经济的不可替代性帮助汽车业应对了金融危机冲击初期的慌乱。奔驰和保时捷都得到了政府的呵护。与美国对待汽车业巨头的“破产保护”手段不同，德国政府不希望任何一家重要汽车企业破产。这种态度既与德国汽车业未遭受美国汽车业那种程度的打击有关，也与“大众法”造成的良好政策环境有关。去年11月，政府出台刺激经济方案，方案规定至2010年底，新购汽车免征机动车税一年，如果符合“欧5”或“欧6”排放标准，免征两年。今年1月14日，政府又实施“以旧换新”的鼓励购车政策，凡报废车龄超过9年的旧车并购新车者，给予购车人2500欧元的奖励性补贴。对于订单不足的企业，员工可由原来每周工作5天转为4天、3天，最长期限可以延长至24个月。这样，既保证了声誉卓著的德国汽车产业工人不失业，又避免了政府与工会组织可能产生的对立。
尽管如此，斯图加特市政府仍然感觉到了金融危机的寒意。新闻发言人莱布海茨女士和主管城市发展的迪克豪夫表示，虽然一些重要判断需要等9月数据出来后才能知晓，但奔驰和保时捷显然遭受了挫折，特别是后者。实际上，保时捷遭遇资金链断裂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保时捷自2005年大量收购大众股票以来，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目前其净负债已达125亿美元。累累负债导致6月初市场传出保时捷将出售25%的股份给卡塔尔投资局的消息。随后，保时捷自己宣布，目前只打算与国有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进行贷款协商——此前保时捷向该银行申请17．5亿欧元的贷款。这或许是保时捷走出低谷的暗示。奔驰尽管在中国区获得了令人咋舌的销售额——1至5月在华汽车销量达到惊人的21700辆，同比增长49%，5月同比增长更是高达86%，但戴姆勒奔驰（包括Smart、迈巴赫和AMG）5月销量同比下滑12%。而中国市场令人意外的兴旺从6月开始也接近尾声。
火车站塔楼的奔驰标志外，奔驰博物馆和保时捷博物馆是斯图加特另外两个城市象征。这里纪录了德国汽车工业对畜力时代的成功终结，也展示了德国人100多年来对车轮时代的引领。这里的每一辆汽车都是对德国汽车业的光荣时代的存档。
现在，奔驰们试图为其固有的光荣存储进新内容：为全球消费者认可的节能技术。保证这一点的还是传统手段：政府保护、科技研发与熟练工人。这是不需要改变经营思维和经营习惯就可完成的目标。而在墙的东边，则面临着更多的难题。
柏林墙东边：
“民主德国药店”的生态恢复
距离柏林120公里，在由煤坑改造的超过23平方公里的湖边，比特菲尔德市（Bitterfeld的人们准备建造一些沿河房。这是他们努力赶上西部同胞的努力的一部分。据当地人未必确切的说法，现在原东德的人口只有1500万，而原西德一边则超过了6000万。即使这是一个可以修正的数字，但原东德一方一些年久失修的桥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征的砖结构火车站和相较西边缺乏修整的绿色，都似乎在印证柏林墙两边经济上的差距。比特菲尔德人打算弥补这个差距。
1990年是比特菲尔德人经常提起的年份。从经济的视野看，这一年是他们的断代史分际。
在此之前，比特菲尔德人足以自豪：他们拥有超过60平方公里、全德最大的褐煤矿。鉴于德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褐煤储藏量，这个煤矿其实也是全球数得着的褐煤产出基地。褐煤令寂寂无名的比特菲尔德成为诸多影响当代人生活的发明地和生产中心，其中包括合成纤维、彩色胶卷和磁带。二次大战以后，褐煤又让比特菲尔德成为原东德的化工中心，并被赋予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民主德国的药店。”
但是，这是一家经营成本巨大的药店。因为能源重化工工业的特性，到1990年，这里成为全欧洲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并闻名全球。两德统一后，产能落后、环境污染为联邦法规不容、数码技术对化学胶卷三重因素，形成了颠覆性冲击，迅速击垮了比特菲尔德。在被迫进行产业调整时，比特菲尔德失业率达到了30%以上，许多人离开去了西部，另一些人按照联邦政策领取失业补助，大约是原工资的三分之二。即使这个补助，最长只能领取18个月。其他一些人被迫从工人改做服务业——如果他们适应够快的话。转型的痛苦至今余波尚存，尽管之后一些太阳能和风能企业入驻比特菲尔德，但老龄化和人口不足的问题仍然困扰比特菲尔德，一些学校已被迫关闭。比特菲尔德精干的市长佩特拉·伍斯特女士不无忧虑地询问记者：“中国是否也有这种现象？”
从工业明星变成类似中国的“留守村”，比特菲尔德人拒绝这样。他们做出了一项重大选择：生态恢复。这个聪明选择其实也是困难的选择。既涉及转型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也涉及一些技术性问题。即使在比特菲尔德，最低350欧元的失业补助也远不能满足太多生活要求。虽然当地人很少说到转型初期的困难而更愿意展现现在的成就，但当初的风险可想而知。最终，联邦政府充裕的财力和欧盟的优惠政策成为重要保证。1992年，联邦政府推出老工业区改造法，75%的资金由联邦提供，其余部分由州和地方筹集。比特菲尔德人搭上了顺风车。事实上，加上欧盟的项目支持，比特菲尔德在持续20年的生态恢复和重建过程中花费超过了10亿欧元。
即使如此，60公里的煤坑改造也一度面临难题。到上世纪末，煤坑改造为景区的计划完成。按照计划，60公里的煤坑中，23公里将变为湖泊，其余部分变成树林。树林的任务相对好完成，因为自上世纪50年代之后，将作业挖出的土堆砌成坡并在上面植树就成为惯例。但湖泊计划面临不使原有煤矿坑道塌方改道和找到合适的水源等头疼问题。因此，比特菲尔德将湖泊计划的期限设定为10年。但是，2002年欧洲的一场洪灾意外地帮了忙：仅仅38小时内，湖泊区的水位就猛涨了7米。此外，邻近的莫尔德河也帮了忙。于是，10年的打造湖泊目标在3年内就得以实现。
现在，海鸥和不知名的鱼在昔日的煤坑上飞翔遨游。世界摩托艇分站赛的运动员和柏林的歌星们也愿意来这里展示风采。湖边停泊的海盗船和正在兴建的沿河房似乎在呼唤对某种奇迹的承认——从欧洲臭名昭著的污染城市到令人喜爱的旅游城市。71岁的前矿业工程师、在1990年7月31日失业一天后即被任命为景区改造负责人的格哈尔德·施泰伯说：“我对此深感自豪。”
从结局看，这甚至是个有些幸运的浪漫故事，但并非如此。原东德老工业区的坚决转型，实际上是政治形势转化和科技进步催生的结果。转型所必需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科技和经济成本，基本由联邦和欧盟支付，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原来工业区的转型花费。即使如此，原工业区仍然付出了巨大的人文和社会成本——例如因劳动力流失和自然死亡率超过婴儿出生率1倍带来的人口问题。事实上，这不仅是比特菲尔德女市长佩特拉·伍斯特的困扰，而且已上升为联邦的困扰。联邦总理默克尔不止一次将人口问题与德国遭受的金融危机冲击相提并论。在比特菲尔德，除了成功的煤坑改造项目、入驻的太阳能和风能企业之外，总体上仍然缺乏经济强壮的表现。在这个角度上，比特菲尔德构成了一种警告：高污染行业整治越晚，代价越大。而且代价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的。这是对中国地方政府和相关产业同样适用的警告。
柏林墙两端：
无差异追求绿色经济
“德国经济的三大支柱是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环保技术制造业。目前，机械和汽车业的比重仍是大头，但到2018年左右，环保技术制造业将成为第一大支柱产业，超过机械和汽车业的总和。”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反应堆安全部官员托马斯·卡珀在联邦环保部会议室指着图表向我们保证。在这间会议室里，墙壁上挂满了惊心动魄的生物灭绝和环境恶化的大幅照片，地板和桌椅则刻意涂成了绿色。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反应堆安全部成立于1986年，起因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那场最终引发国际局势大动荡的多米诺骨牌式灾难引发了德国民众的恐慌。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核安全的恐惧渐渐让位于对于环境恶化的恐惧。这个名字冗长的联邦部门将工作重点渐渐锁定于三方面：限制气候变化、推行生态工业政策和保持生物多样性。
托马斯·卡珀承认，德国政府对培养消费者绿色意识和习惯的政策投放精力，超过了对生态工业的政策扶持。“对生态工业的扶持政策并不多。”实际上，这是一种精明的做法：影响并控制商品消费终端，并迫使商品生产端的企业做出相应调整。这种做法在柏林墙两边都产生了积极效果。在德国环保部，托马斯·卡珀发誓说，到2020年，德国30%的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资源。重视绿色不仅提升了环保经济，还提升了理念。在巴伐利亚州第二大城市纽伦堡，环保局年轻的女雇员向我们解释，这其实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做法。她精辟地说，在环保部门看来，可持续发展不仅涉及环境层面，而且涉及经济和社会层面。
绿色经济，是当前德国政治的主旋律。实际上，这也是所有主要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产业王牌。与外部比较，德国的绿色经济雄心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政策诉求一致；在内部比较，柏林墙东西两端也毫无差异。托马斯·卡珀先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环保技术制造业成为德国第一产业的必然理由。但在德国，可以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政策鼓动、话语传播和生活习惯。或许，最终决定谁在绿色经济中领头的不是政策，而是集体意识。德国环境官员说：“德国人喜欢足球。我们希望德国足球当冠军。但如果当不了，我们希望当环保冠军。”在绿色经济这一新的涉及国力的竞技场，中国要想不落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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