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GVC合作，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良钥

张茉楠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停滞型增长”。要根本性扭转低迷甚至衰退的格局，根本在于提高全球经济体生产力。只有改进资本和技术的错配配置，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着力促进全球各经济体内部及彼此之间高效、顺畅的全球价值链联接，构建包容增长型的全球价值链，才有望推动全球经济贸易实现新一轮增长。

GVC进入深度整合期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是全球经济循环中最为关键的链条之一，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新一轮产业革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全球价值链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东亚以及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APEC 成员间关系日益密切，东盟一体化、RCEP、中韩FTA、中日韩FTA、“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推进。在这种区域性生产和服务网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各国均做出各种改革试图通过加强区域合作融入产业价值链中，全球价值链将进入一轮深度整合期。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统计数据测算，自1995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50%以上，2013年更是高达69.32%。由此可见，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一国际经济的新特征正是全球价值链深入演进所呈现的必然逻辑。

近十多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组织形式。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1938年仅为0.7%，1948-1990年为6%以上，1990-1997 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P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4年超过38万亿美元。联合国《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附加值贸易对发展中国家GDP 的平均贡献率几乎达到30%，对发达国家平均贡献率为18%。OECD统计进一步显示，通过国际投资产生的跨境联系的价值在过去20年中翻了一番，全球FDI存量占全球GDP比重从1990年代的不足10%上升到2011年的31%，这一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跨国公司是GVC的主导者

目前，全球价值链发展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首先，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近年来，由于海外业务的不断拓展，跨国公司通过供应链网络和服务外包等多样化渠道来推进全球化生产，从而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实现产业的全球布局。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对增值链进行成本最低化的配置，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并进一步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80%，2011年全球10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收入和雇员人数的增速都明显高于母公司的业绩增长。

随着全球价值链向纵深方向发展，全球价值链的拆分和外包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与治理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其维持核心竞争力、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的重要途径。跨国公司利用其对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对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度分解和全球资源的不断战略组合，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治理者。而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掌控全球市场和资源，获得大多数贸易增加值利益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承担了环境污染等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有陷入跟随式发展陷阱的风险。

需要关注的是，国际贸易和投资是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构建根基和拓展渠道，外包和离岸生产是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主要外在形式。

新兴经济体

在GVC中作用增强

21世纪，全球各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将更多的以海外布局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不断增强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近年来，新兴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逐步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分工，更通过以较低成本参与全球价值链、融入世界经济获得新兴发展的新机遇。《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的数据显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从1995年的40.5上升至2009年的50.9，发达国家则从39.6上升到47.2。

另外，从对外投资和跨境并购的角度也能进一步反映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加深。根据联合国贸易新兴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方面保持领先地位，2014年，流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历史新高，为6810亿美元，增长2%，在世界上前10名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中，有5个是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约为1400亿美元，超过利用外资总规模约200亿美元，随着中国跃升为“净资本输出国”，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乃至价值链的重构节奏加快。

同时，新兴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扩张情况也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创纪录地占了35％，而2007年只占13％。此外，跨境并购活动特别是服务业的跨境并购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2014年，以净价值计，跨境并购的价值增加了28%，达3990亿美元，向服务业投资的长期转变仍在继续，2012年服务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63%，几乎是制造业占比（26%）的2.5倍，是第一产业占比（7%）的9倍。

国际贸易服务化

成GVC主要趋势

服务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黏合剂”。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服务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通讯、金融、分销和商业服务等。服务的广泛应用使得服务成为竞争力以及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决定因素。但还只是服务化的一部分，因为现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中还涉及大量的其他服务，而不论这些最终产品是货物或服务。

服务对增长和许多产业效率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服务当前代表着超过2/3的世界GDP。服务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往往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上升而显著上升，目前高收入国家服务增加值大约占到GDP的73%（美国为77%），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分别只有54%和47%。即使在低收入国家，服务生产依然是核心的经济活动，其对GDP的贡献超过工业和农业的总和。

不仅如此，服务已经成为任何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WTO统计，在经济贡献方面，服务已经占到世界产出和就业的60%-70%，占到全球FDI流量的2/3；在生产投入方面，制造业和农业中大约有10%-20%的生产成本属于服务投入成本；在供应链连接方面，生产者越发依赖于服务将其产出提供给最终消费者。

GVC空间布局

呈加速扩展态势

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网络以及信息技术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世界各国的技术和资本等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因而，各国的资本回报率出现趋同化。但是，全球的劳动力跨境流动却存在很多障碍，使得不同国家的劳动工资水平差异较大。为了追求更加廉价的经营成本，跨国公司把一些不具有竞争优势或者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从而产生了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或垂直分工。

近些年，全球价值链环节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全球加速延展的态势。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动或导致周边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随之发生变动，同时，周边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影响本国的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处于同一价值链或者同一区域的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互连接并相互依存，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的跨国区域整体，出现了国际性区域产业结构的关联互动、整体性演化和国际协调性产业政策。

新产业革命

对GVC的重大影响

一方面，新一轮产业和工业革命引领的技术创新不断塑造出新产业，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重塑了传统经济的形态，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创新氛围达到历史新高，特别随着以“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中国制造2025”、“韩国制造革新3.0”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更使得全球进入了高强度研发的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由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产品和数据交易不断冲击着WTO 框架下的贸易规则，对于数据贸易应该适用货物贸易的规则还是服务贸易的规则已经难以简单地界定。全球电子商务网络正在迅速扩张，数字化发展趋势正在日益加强。在数字贸易环境下，跨境数据流动成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它对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GVC中的隐形贸易壁垒

事实上，当代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正在影响全球价值链。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速发展，各国为获取更大的本国利益和附加价值发起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显性和隐性贸易摩擦手段更受青睐。如，技术性贸易壁垒数量越来越多，WTO范围内TBT（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和 SPS（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通报越来越多。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 2012年， TBT通报量和 SPS通报量分别增长了2.6倍和 3.5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面临全球价值链的进入壁垒。联合国报告显示，新兴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面临三大主要壁垒： 国内基础设施不足、贸易融资限制和标准履行。而运输、IT 基础设施、供应链不稳定也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障碍。领先企业和供应商也认为运输成本、交货延迟、繁琐的关税手续比关税和许可证对贸易的影响更大（WTO，2014）。2013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指出，供应链壁垒可导致海关和行政手续效率低下、监管体系复杂、基础设施服务薄弱等问题。

对全球贸易的挑战和促进

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对传统贸易政策的理念与内容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全球贸易与投资的规则提出了新的诉求。由于贸易与生产越来越难以分清国界，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边界保护”贸易政策可能会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伤害；贸易竞争力的方式从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或产品的竞争转变为任务或环节上的竞争，其来源由要素存量竞争转变为要素流量竞争，其度量指标也由基于国家或行业的总量指标转变为基于贸易附加值或任务的指标；此外，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贸易不平衡的大小与程度将被改写。因此，那种狭隘口径的基于传统生产与贸易模式的贸易政策已不再适用， 需要重新定义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新规则， 即所谓的第二代（或下一代） 贸易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重大调整和深刻转型。全球复苏步伐明显低于预期，国际贸易增长则更为缓慢。全球产出能力过剩，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导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下降，投资率下降及实际利率下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告，过去一年，全球贸易增长降为1.2%。远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平均贸易年增长率6.7%的水平，而世行预测2016年的全球贸易增长是6年来最低的。

全球价值链导致贸易低迷，放大贸易波动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垂直专业化生产方式（也可以说是碎片化生产方式的影响），由于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置到不同国家，在最终产品生产出来前，中间产品自然出现多次跨国流动，因而单位中包含了更多的跨境外包、出口与进口，垂直专业化就意味着出口中包含的进口，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最终产品需求增加，边际贸易倾向也随之增加，最终产品需求减少，边际贸易倾向也随之减少。

因此，扭转世界经济持续性放缓甚至衰退的根本在于提高促进全球价值链的有效合作，提升全球经济体生产力、改进资本和技术的错配配置、扩大全球软硬件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别是需要利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资本去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比如通过基础设施、技能、创新和新技术的投入实现，积极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机制和价值链合作伙伴关系，这样才有望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实现新一轮的增长。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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