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龙象之争——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对比及前景展望

2014年5月印度新任总理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经济增长逐步走出低谷，GDP增速已连续两年超过中国（2014财年增长7.3%，2015财年增长7.6%），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已位列世界第三，21世纪的“中国龙”与“印度象”之间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为前瞻性开展战略研判，谋划对策，我们民生银行研究院从中印两国的发展基础、历史沿革、发展现状共11大类指标进行了全面对比，分析了上一轮中印竞争中印度落败的原因，梳理了莫迪改革的主要措施。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印未来发展中双方各自的优势、竞争与合作领域，并选取了高、中、低三种假设情景，对到本世纪中叶的两国经济发展进行了预测，提出了对策建议。

发展基础：中国总体占优，印度具特色优势

首先，中国拥有更大的战略纵深和更多样的地理条件。中国的国土面积约是印度的3倍，拥有更大的战略纵深。中印两国在区位上各有优势，中国是欧亚大陆上唯一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及俄罗斯直接为邻的国家，是亚太各地区间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纽带；印度则位于欧亚大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和印度洋的核心位置，是东西方沟通的桥梁和扼守印度洋航线的枢纽。中国的气候与地形条件比印度更具多样性，使得中国同时适于发展内陆与海洋经济，并能够形成全面的产业结构，发挥互补优势；印度气候为南亚地区独有的热带季风气候，更适于发展农业与外向型海洋经济。

其次，中印自然禀赋相当，各具优势。从自然资源看，中印两国水资源与森林资源均较为稀缺，2013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资源量分别为2072.4立方米/人和1130.1立方米/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5左右；森林覆盖率分别为21.9%和23.7%，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左右。得益于多样复杂的地理条件，中国能源、矿产资源优势较为明显，人均石油储量是印度的4倍，天然气为3.3倍，煤炭为3.5倍，铁矿石为2.8倍，且拥有丰富的有色金属和稀土资源。印度则具有更为丰富的耕地资源，2013年印度总耕地面积1.570亿公顷，位列世界第二，中国则为1.057亿公顷。

第三，中国人口条件更具优势。中印两国人口众多，2015年中国总人口为13.74亿，印度总人口为13.11亿，分列世界前两位。中国汉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汉语被其他少数民族广泛转用或兼用，民族融合程度高于印度。而印度全国民族多样，印度斯坦族仅占其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主要官方语言就有18种，造成了民族间的孤立与分离。从人口素质看，中国2010年识字率达到95.1%，居于世界前列；印度人口识字率仅为69.3%。从宗教看，中国是典型的世俗国家，印度独立后虽确立了世俗主义原则，但宗教氛围浓厚，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深刻影响着印度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阻碍了印度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历史发展：同为文明古国，先后进行市场化改革

中华文明保存较为完整，印度文明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从古代史看，中国相对封闭隔绝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中华文明得到了较为完好的保存，并为其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印度自然地理环境的割裂造成了其历史上的长期分裂，东西方交汇的地理位置更致使其屡遭外族入侵、占领与殖民统治，多种文明的交替统治最终形成了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多语种的环境。

公元以来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发展表现较为一致。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中印始终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中印两国均遭受了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两国经济规模急剧缩小。进入20世纪中期，随着印度和中国先后获得独立，两国经济规模也随之有所回升。

独立后中印经济均历经转轨，改革道路各有异同。中印在上世纪中期相继独立建国后，两国均建立了以行政管制和内向型经济为特征的经济体系。后又先后实施了市场化改革，以市场导向和外向型经济为特征。但两国改革道路仍具差异，一是中国改革起步更早；二是中国改革具有主动性和自发性，印度则是迫于经济危机和外部压力而进行；三是中国改革后经济增速长期领先于印度；四是中国改革以市场化改革下的公私所有制为核心，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第一步，打破了旧的农业生产关系，而印度则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且未能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五是中国以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为主要模式，印度则依靠对外投资和自由贸易发展外向型经济。

发展现状：中国各方面领先印度10-20年

经济发展水平：中印经济总量高、人均低。1960-1978年间，中国GDP总量略低于印度。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腾飞，GDP开始超越印度。2014年中国GDP总量为10.35万亿美元，人均GDP为7590美元，印度GDP总量为2.05万亿美元，人均GDP仅1582美元。

经济发展结构：“印度服务，中国制造”。2014年印度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依次为17.0%、30.1%和53.0%，其中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依赖高投资发展本国制造业，形成一种资本驱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印度以消费主导，中国以投资和出口主导。2014年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50.2%，尽管较其去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但仍远远低于同期印度的71.0%；中国城镇化水平高于印度。中国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6.4%上升到2014年的54.4%，印度则由25.5%上升到32.4%，目前印度农业人口数量依然庞大。

工业发展水平：中国工业规模居世界首位，遥遥领先印度。2014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达44176亿美元，居于世界首位，同期印度仅为5738.5亿美元。2014年中国粗钢产量为82270万吨，印度仅为8650万吨；同年中国生产汽车2372.3万辆，印度仅生产384万辆。航天工业方面，2014年中国航天轨道发射次数为16次，印度仅为5次。

农业发展水平：中印均为农业大国，2013年，印度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170000千公顷，而中国为122524千公顷。2013年中国粮食作物总产量达6.02亿吨，而印度粮食作物总产量为2.65亿吨。中国农作物单产高于印度原因来自于：一是化肥的使用，二是印度热带季风气候的不稳定。尽管印度农业产量不如中国，但仍通过低价征购大量农产品出口创汇，用于进口急需的工业生产设备，为粮食出口国，而中国是粮食进口国。

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上远远领先于印度。公路方面，2014年中国国道和高速公路总里程为29万公里，远高于印度的8万公里，中国的省道为32万公里，是印度的2倍有余；铁路方面，中国的高速铁路总里程居世界之首，占世界高速铁路总运营里程的一半左右，而印度尚未建成高铁；航空方面，2014年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运输量达3.91亿人次，而印度同期仅0.83亿人次；电力方面，2014年中国人均耗电量为4068千瓦时/人，而印度仅681千瓦时/人。

金融实力：2014年印度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为5.8%，而中国为7.3%，高于印度1.5个百分点。2014年中国国内信贷占GDP的比重为169%，而同期印度仅为75%，在世界500强中上榜的55家银行中，中资银行占据11席，而印度仅有印度国家银行一家上榜。中国的国际储备（包括黄金）居世界之首，2014年末达3.9万亿美元，同期印度的国际储备为3251亿美元。国际收支上，中国经常账户持续顺差，印度经常账户持续逆差，2013年中国FDI净流入额占GDP比重达3.67%，而同期印度仅为1.51%。

财政实力：2014年中国财政、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22%和18%，低于同期印度的27%和20%的水平。2014年中国财政赤字率为2.1%，印度财政赤字率达4.0%。债务率上，2014年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约占GDP的39.2%，同期印度达45.8%。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印空气质量均较差，2013年中国年均PM2.5浓度达到54.36微克/立方米，印度则为46.68微克/立方米。中国碳排放量高于印度，2014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7723千克，而同期印度仅为1806千克。中国能源消耗量高于印度，2012年中国单位GDP能耗194.5千克石油当量/千美元，印度则为128.3千克石油当量/千美元。

教育与医疗：印度在基础教育水平上与中国差距较大。中国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入学率均略高于印度。2013年中国15岁以上识字率达到95.4%，而印度仅为69.3%。中国基础医疗水平远高于印度，2013年中国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57%，印度仅为3.97%。从医疗条件来看，2014年中国每万人病床数达到49张，对比印度每万人仅拥有7张病床；中国每万人医师数量为21人，而印度仅为7人。

劳动力：印度人口结构年轻，中国人口老龄化。2014年，中国和印度的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17.2%和29.2%，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是73.6%和65.3%，65岁以上（含）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9.2%和5.5%。印度劳动参与率较低，2013年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为71.3%，显著高于印度同期的54.2%。

知识经济与创新：中国的科研投入、产出均远高于印度。2013年中国R&D为1908亿美元，而印度R&D仅为153亿元；中国人均R&D为141美元，而印度仅为12美元；2012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仅2.01%，印度更低至0.82%；2013年中国每万人研究人员（全时当量）25.9人，而印度仅为3.6人；2014年中国每万人专利授权量为1.29份，而印度仅为0.03份。

而印度在上一轮中印较量上落后的原因，总要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1、印度经济改革起步晚于中国13年。2014年印度的GDP规模约相当于中国2001年的水平，其差距也刚好是13年。2、计划生育的失败及人口过快增长。快速膨胀的人口使印度的经济增长对提升人均福利的带动作用大打折扣，使印度长期难以走出“贫困导致多生育，继而再导致贫困”的陷阱。3、错失了发展制造业并融入全球化产业链的良机。印度跳过制造业发展与其经济基础不符，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形成了产业链的脱节，发展高端第三产业的战略与印度充沛但素质偏低的劳动力结构不匹配，并错过了承接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良机。4、印度有比中国更为严重的二元经济问题。一是人力资源的断层，表现在精英阶层与2.5亿贫困人口之间；二是产业的断层，表现在高端服务业与落后的农业和制造业之间；三是地域断层，表现在发达城市与广大偏远农村之间；四是基础服务的断层，表现在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和高端医疗服务与落后的基础教育、基础医疗之间。5、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印度独立后一直采用政府集中管理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和管理，但十分低效。土地和资金是在印度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难点。6、基层腐败问题严重阻碍经济向私有化方向转轨。与中国政府面临的腐败问题不同，印度腐败模式为“金字塔型”，即基层腐败相当严重，中小企业主几乎在各个经营环节中都要行贿。

而新任印度总理莫迪的改革核心主要体现在七大方面：1、推行“印度制造”战略。将制造业占印度GDP的比重从目前的15%提升至25%，并为每年进入印度劳动力市场的逾1200万年轻人创造就业，促进包括交通、煤矿、电子、化工、食品加工等25个领域的制造业发展。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采用了类似中国广东的发展经验，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吸引外资，打造工业园，作为推动“印度制造”支持战略。3、加大开放，鼓励外国投资。充分发挥本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不断改善的产业政策等优势，废除繁杂的投资手续、加强政策和税收体制的一致性和清晰度，积极吸引外国投资。4、进一步推进私有化改革。计划逐步减少36家国企的股份，以筹集100亿美元以上的财政资金，其领域包括了煤炭、石油、钢铁等多个行业。5、消除贫困，盘活非就业人口。盘活印度国内庞大的非就业人口，提高劳动参与率，使2/3普通印度人脱贫，为印度经济增长创造一个强大的引擎。6、提升政府效率，打击腐败。整顿政府工作作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严惩基层腐败，鼓励女性公务员上岗。7、大打经济外交牌，助力国内政策。莫迪不论出访哪个国家，都致力于宣介“印度制造”、游说外国投资者、争取当地印侨支援印度建设，外交为经济服务成为最突出的主题。

新一轮龙象之争 中印各自优势、竞争及合作

我们知道，中国与印度各有优势。1、中国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天时方面，中国经济改革早于印度13年，具有巨大的先发优势，在中国已经崛起的前提条件下，印度的崛起势必将面临更为高昂的资源成本。地利方面，中国仅“胡焕庸线”东南部就相当于一个印度。而在“胡焕庸线”西北部分，中国仍额外拥有5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8000万的人口，不仅具有广阔的战略纵深，更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且能与东南部形成很强的互补效应。人和方面，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完整保留下来的文明，此外作为世俗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即形成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思想，这与中国人传统吃苦耐劳的品质相结合，爆发了持久的以追求美好生活为目标的巨大生产力。

2、印度具有自身的特色优势。一是后发优势，给印度带来了学习的机会，避免少走弯路；二是耕地优势，使印度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三是人口优势，印度的人口红利比中国多持续数十年；四是语言优势，为印度在英美国家产生了遍布全球的印度裔优秀人才；五是市场优势，低廉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在需求，将吸引大量的FDI；六是更大的地缘政治空间，与英美具有相近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其地缘政治的腾挪空间要大于中国。

中印未来的竞争领域主要集中于：1、制造业。印度与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存在较大竞争，在航天工业、汽车、医药等制造业领域已经展开了直接竞争，为解决就业问题，印度的制造业战略必然向劳动密集型领域发展，因此未来在中低端领域也将展开竞争。2、吸引外资。印度的市场规模和中国相当，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市场的需求扩大，印度可能从中国引走更多的FDI。3、对外投资。中印已同时在全球进行资源布局，在非洲、拉美等许多资源富集地区，中印企业已进行了多轮角力。4、国际政治舞台。中国与印度同为亚洲邻国，在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印巴问题、南海问题上存在较多分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将难免发生竞争关系。

而中印的合作领域则体现在以下四方面：1、改善双方的贸易不平衡，形成更强互补关系。近年来中印贸易不平衡现象愈演愈烈，印方赤字呈逐年上升趋势，未来中印双方在改善贸易不平衡，取消贸易保护主义，形成更为合理的贸易互补结构有较大的合作空间。2、为中国转移低端制造业和发展高端制造业提供市场。中国一方面正通过供给侧改革逐步转移低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则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向高端制造业发展。3、在“一带一路”等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印度对“一带一路”最大的希望，是将其作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4、同为“金砖国家”的国际合作。中印两国在众多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领域仍有广泛的共识和共同的利益需求。

对于未来中印经济增长的预测，我们认为：到本世纪中叶印度难以超越中国，中、美、印将形成“G3”格局作为新兴市场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从未来发展来看，两国仍具备中高速的“潜在增长”能力。但整体来看，中国改革起步更早，也比印度更早面临经济减速问题。为测算印度能否赶超中国，我们以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为外生变量，对中国与印度未来35年的经济增长分别假定了低、中、高三个情景。

经测算，预计中国在低、中、高三种情景下，2050年实际GDP规模分别为2015年的3.35倍、4.04倍和4.96倍；2016-205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3.52%、4.07%和4.68%。而印度在低、中、高三种情景下，2050年实际GDP规模分别为2015年的6.61倍、8.02倍和11.01倍；2016-2050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5.54%、6.13%和7.09%。

相关模型对比结果表明，若以2011年美元计价，并以2011年为基期，即使考虑中国低增长、印度高增长的情景，到2050年印度的实际GDP规模仍为中国的78.4%，难以超越中国。在两国均为高增长的情景下，2050年中、美、印三国将成为全球前三大经济体，其经济体量将占全球经济规模的56.2%。同时印、中、美还将是世界前三大人口国，由此全球将形成中、美、印三国组成的“G3”格局。

对策建议：加快改革促发展，构建对印新战略

首先，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改革，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改革促发展，把通过“改革红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为主要动力，把提升我国全面的国际竞争力作为发展目标，力争在未来35年仍能实现年均4%-5%的中高速增长，在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同时，降低被印度赶超的可能。一是推动改革的顶层设计，挖掘源源不断的“改革红利”；二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出效率，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三是改善金融供给，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通道；四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破解基建难题；五是加快推进国企改革，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其次、构建全方位的对印新战略。一是在外交策略上，应构建“中、美、印”三国的制衡关系，防止美印联合成为遏制我国崛起的力量。一方面可充分发挥“金砖国家”机制，在国际事务中开展合作，与印度构建利益共同体；另一方面可将中印关系放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全局考虑，在积极发展与中亚、西亚、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平衡与印度的关系。比如可借助“一带一路”大力推进西亚、中亚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增加印度制造面对的竞争压力。二是加强自身软实力的输出及中印之间的公共外交，提升两国的认同感。包括有限度的援助、人员互访、信息交流、文化传播和媒体宣传等，提升两国的认同感。三是发挥优势、抢占先机，赢得中印经济角力。在基础设施领域与印度开展合作，尤其是带动产能输出、标准输出和设备输出；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力争形成“印度低端、中国高端”的制造业产业链格局；尽快打开印度市场，并加大对印度的投资力度（以股权投资为主，而非简单的工程外包），加大印度在经济上对我国的依赖；加大科研投入，力争在航天、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海洋开发等领域与在印度的竞赛中拉开差距。（作者为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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