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到位 中国经济一两年内触底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世锦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林海 北京报道

当前中国经济依然面临着大的下行压力，“底”在何处，从高速增长“降落”后前景如何，是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另一个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平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认为，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大的政策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有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

《华夏时报》：中国经济“转型再平衡”，要想成功实现，取决于哪些条件？

刘世锦：这一平衡的实现，将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高投资触底。从需求角度看，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消费总体上是稳定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则是一个较小且不稳定的量。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这三项可以解释85%左右的投资变动。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高投资触底，我有一个通俗说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的高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作为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抓手，这一指标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2015年的负增长，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投资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2014年触到历史需求峰值后开始快速回落，2015年下半年出现月度同比负增长，当回落趋稳，增速由负转正时，很可能成为房地产投资增速触底的信号。房地产投资增长触底，也意味着全部投资乃至从需求侧看的整个经济增速探明底部。

第二个条件:去产能到位。随着需求侧的高投资增速回落，供给侧开始相应调整，但部分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调整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是产能过剩。初步估计，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以上。尽管对过剩问题早有警觉，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化工业内部的“加速原理”在起作用。在这些行业的上升时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钢就要新建钢厂，而建钢厂本身就要耗费钢”，这种“自我循环”带动了重化工业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而到回落时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预期。

严重过剩产能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PPI迄今40多个月的负增长，幅度达5.9%；二是工业企业利润迄今一年多来的负增长。分析表明，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五大行业的出厂价负增长幅度达20%左右，对全部工业PPI负增长的影响达到80%左右，对工业利润负增长的影响也大体是这个比例。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重点是上述五大行业实质性去产能，幅度应在30%左右。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然而，严重过剩产能“退出难”也超出预期，原因大体有几条。一是减产能将会降低工业增速，在稳增长压力很大的情况下，难以落实。稳增长不能减产能，稳效益则要求减产能，在这里稳增长与稳效益是有矛盾的。二是有关地区都希望别人减自己不减，等减产能到位后坐收渔利，从而陷入“囚徒困境”。三是减产能后的职工安置、银行债务等问题处理难度很大，缺少配套政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地区采取了等、熬、拖的办法。这种局面显然不可持续。企业长期亏损，财政减收、债务违约、就业困难等问题不可避免，相关地区乃至经济全局可能出现更为困难的局面。

事实上，近些年供给侧大调整，除了重化工业外，还有出口行业。增速由20-30%到负增长，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并不亚于重化工业。出口行业也经历着艰苦调整，企业订单减少、负担加重，部分企业关闭破产，有些移至外地，还有的企业老板“跑路”，如此等等。但与重化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总体上似乎“声音”不大，也没有获得多少政策资源支持，堪称“静悄悄的变革”。重要的区别在于，出口行业主要以非国有的民营和外资企业为主，重化工业则聚集了众多国有企业，其中的大企业以国有为主。民营和外资企业调整较快，方式多样，不会久拖不决，因为它们拖不起。有的人实在经营不下去，解不开困局，可以“一跑了之”，而不会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下继续经营。用工制度灵活，调整中的职工安置问题较易解决。而人、债、资产重组等问题，在国有企业中都成为难题。政府“大而不能倒”、“国企出问题，政府总要管”的明显或隐形承诺，使国企调整难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国企去产能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企、国资深化改革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被逼出来的难得改革契机。以上出口行业和重化工业在调整中的表现对比，提供了不同体制机制在结构调整差异的典型案例。

第三个条件：新动力形成。通常意义上的新动力，是指那些新成长起来的增长领域，亦可称之为“新经济”。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新成长产业，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服务、物流、研发、金融等；与居民消费水平升级相关的服务业，如医疗、文化、体育等产业；制造业中的新技术产业，如大飞机制造等；二是产业转型升级，机器替代人工、绿色发展等；三是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如网购等互联网+所带动的有关行业。以上分类是相对的，往往相互交叉、相关融合。

《华夏时报》：这些新动力是否挤压了原来的增长空间？

刘世锦：这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替代性增长，新的增长空间挤压了原有的增长空间，或者说，在原有的增长空间内换了一种增长方式。这种增长具有重分蛋糕的性质，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利益关系的冲突和重组。例如，网购快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放缓以至衰落，部分知名品牌商场关闭；打车软件与传统出租车的冲突；汽车行业中新能源汽车比重的上升；机器人上岗与人的下岗，等等。如果“新经济”确实拥有并有效运用了新技术、新机制、新商业模式，提高了生产率，终究是不可阻挡的，同时必须重视并妥善应对利益冲突引发的挑战。

新动力的另一个来源，是“老经济”加新机制，这方面的潜力往往会被忽视。美国研究竞争战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一书中，认为日本高速增长期后存在着“二元经济”，一个是高度对外开放、竞争力很强领域，另一个则是面对国内市场、封闭性强、竞争力差的领域，包括物流、电信等基础设施，加大了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他提出，日本经济要提高竞争力，必须解决后一个领域的市场开放问题。中国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深化改革、纠正资源错配、提升效率大有文章可做。

例如，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行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新增投资和改进投资效率的空间都很大。以电信为例，近期降低资费问题议论较多，但如果缺少足够竞争，社会对真正降低成本、改进服务信心不足。放一两个民营资本为主的新基础运营商进去冲一冲，局面就会大不一样。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市场，理应成为世界上电信资费最低的地方。前瞻地看，如果基础电信缺少竞争活力，互联网创新也难以走远。这些领域，看起来投资已经不少了，但有活力的新投资进去，可以提高整体效率。这种能够提高行业效率的投资，不是多了，而是是少了，是我们最需要的。

又如，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需要关注中国城市化格局的变动态势。以往在计划经济乃至久远的自然经济时期形成的城市，与市场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有实质性差异，前者的衰落与后者的持续成长，将会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化格局的重要力量。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还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新旧动力的不对称性。忽视这种非对称性，容易对新动力的规模扩张产生过高期望。尽管还有新产业涌现，但像房地产、钢铁、汽车等能够将经济推向高速增长的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找不到了。新产业在规模上远不能对冲老产业减少的规模。例如，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的比重，2015年只有8%左右，其中有的也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新经济的替代性增长，使之呈现出“降成本、提效率，但对GDP增长贡献不大”的特点。加上新机制的老经济，也属于“后历史需求峰值期”的增长范围。概括地说，新动力能够提升增长水平，但远不足以抵消原有动力的下降，更重要的体现于发展模式、效率和质量的转换。

《华夏时报》：中国经济会出现双重底部吗？他们是一个怎样的关联？

刘世锦：以上三个条件逐步形成后，中国经济这一轮大调整将可能呈现双重底部。一是“需求底”，随着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全部投资增速趋稳，这一底部有可能在今后一两年内出现。另一个则是“效益底”,是从供给侧适应于需求侧来看的，主要指标是PPI止跌回升，工业企业盈利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在适当水平。这个底何时出现，将直接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效益底”明显滞后于“需求底”，不难想象，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特殊困难期：增长速度相当低了，PPI依然低迷，企业大面积亏损，部分地区的金融财政风险加大，甚至酿成某种形式的危机，从而落入一种可称之为“低效益、高风险”的陷阱。

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短期内的关键是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产能上有实质性进展，促使PPI和工业企业利润止跌回升，“效益底”与“需求底”的时滞缩短。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导向特性和必要性、紧迫性。

与此相关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回落到位后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长均衡点是如何决定的。这里有两个重要变量。一是已经实现需求的维护或更新支出，如住房、汽车的维修和置换支出。这是美欧日等成熟经济体主要的需求支出。它能够支持经济多则2-3%的增长，也就是美国经济增长较好时的水平。二是尚未实现的需求支出，如农民工进城后的住房需求、低收入者的首次购车需求等，这部分“追赶型”需求处在历史需求峰值与成熟期之间，将会以某种形态（如相对平衡的形态）分布到达成熟期之前的区间内。整个经济回落到位后的均衡点，应当主要是这两项需求支出相加。

如果改革获得实质性进展，上述“需求底”和“效益底”相继出现，中国经济将会增速趋稳，逐步形成新的增长平台，呈现大L加小W的形态。这个底部是结构性变革的结果，是新增长阶段的平台，不会出现触底后V型或U型大幅反转。当然，也会出现周期性波动，但只是围绕着新平台展开，这时尤其要注意不能产生把周期性短期回升当成重返以往高增长轨道的错觉。

《华夏时报》：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触底关键期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刘世锦：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触底关键期，预期问题再次突出而敏感。近期股市、汇市的大幅波动，很大程度源于预期变动，而预期变动又与对中国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转型规律和现实理解有关。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增速放缓后，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最为困难、同时也最有希望看到转型成功曙光的时候。2010年，在人们把高增长看成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将进行调整，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而在目前，我们认为，如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大的政策不出现颠覆性错误，中国经济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一两年成功触底，进入一个速度适当、更具有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增长平台。从国际经验、特别是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看，中国经济转型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增长轨道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过度看空、看衰中国经济是没有依据的。当然，这个时候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政策选择有更高的要求，正确而有效地推进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稳定预期的关键变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一场持久战。通过国企、土地、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的改革深化，应对一系列中长期挑战，包括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特别是中高级要素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发展股权融资、风险投资，有效保护和运用知识产权；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集聚和优化配置，在全国形成若干个类似深圳这样的创新中心；更多地依靠更具前瞻性、进取心和侵略性的前沿创新型企业家而非眼光有限的套利型企业家；更多地依靠具有长期稳定预期、专业化、精致化、耐心与韧劲突出的企业体制和企业文化；减少泡沫和其他非生产性套利的诱惑、干扰等等。更重要的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必须有实质性转变。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变化，是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唯一办法，就是真正相信市场的力量，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中的大量试错，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正确的发展路径。政府应当学会培育环境而非居高临下地指定技术路线，尤其是不能维护既得利益，制造新的寻租空间。从实际情况看，政府转型在理念、人员、方案上准备不足，虽有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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