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实为“野生动物开发利用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大修痛点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cc）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2012年的“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还历历在目，野生动物保护法大修就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了。
2015年12月2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随后将《修订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16年01月29日。
1月11日，“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修改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院校的法学专家讨论了《修订草案》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该草案对野生动物的开发利用大于保护，实际上是一部“野生动物开发利用法”。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原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孙佑海表示，按照人大立法流程，初次审议后除非有特别大的争议，否则“翻盘”的可能性不大。《修订草案》极有可能在今年4月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通过，现在提意见“有点晚”。
青蛙归谁管？
《修订草案》第三条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在周珂看来，这一条非常“荒唐”。照此说来，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放生的东北虎“库贾”，因为觅食从俄罗斯越境到了中国东北，是否也就归中国所有了？
“把所有的自然资源惯以国家所有，这是典型的前苏联计划经济的做法。”周珂表示，“如果是这样，所有者要对其财产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那么洪水泛滥国家就应该给予赔偿，野生动物伤害人类，国家也应该赔偿。”
与此相似的是，2012年6月，黑龙江省人大曾经颁布《黑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护条例》，规定企业探测开发的风能、太阳能资源属国家所有，一时间引起了很大争议。
“国有所有的另外一个弊端是，如果野生动物没有保护好，出现滥捕滥杀，也会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孙佑海说。
孙佑海表示，国家所有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具体落实起来，往往就成了某个部门某司某处那几个人的权力。一些部门从利益出发，争夺管理权，为的就是将来通过行政审批进行权力寻租。
在这一背景下，就出现了野生动物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修订草案》第七条规定，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国务院渔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立法把野生动物分成了陆生野生动物和水生野生动物，分别由林业部门和渔业部门进行管理，造成了野生动物的管理分离，这种分离不利于野生动物保护。”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表示，“以两栖动物为例，到底是属于陆生还是水生？归林业部门管，还是归农业部门管？罚款的时候都说归自己管，出了问题又都往外推，造成有段时间滥捕滥杀青蛙的现象特别严重。”
清华大学环境资源能源法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明远也表示，管理体制上，不但有第七条规定的林业部门和渔业部门，后面还有条款涉及到环保、海关、质检、工商等部门，显得非常混乱，“这个管理体制是很荒谬的。”
《修订草案》第四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第五十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由海关、检验检疫、公安机关、海洋执法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处罚。
要保护还是要利用？
周珂表示，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际是“野生动物开发利用法”，只有很少的内容是关于保护的，主要也是为了保护濒危物种不至于灭绝。
“全世界近百年来关于野生动物的立法趋势，就是不再关心财产权的属性，即开发利用问题，而是关心生物多样性问题、动物福利问题。”他表示，“中国的立法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究其原因，是因为野生动物保护法涉及到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周珂表示，自己曾经参加全国人大的立法会议，当时就有不少人大代表提出，中国的野生动物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光是熊胆产业就有上千亿元的产值。
据了解，我国野生动物产业非常庞大，涉及到食品、医药、观赏、养殖等多个领域，目前尚无完整的统计数字。仅熊胆产业一个分支，据亚洲动物基金的调查，2012年时我国的黑熊存栏数就已经达到1万多头，其中约有7000头熊用于取胆，熊胆粉的年产量可以达到2.45万公斤。
“还有一部分利益就是行政许可，官员特别关心，我批你养、我批你猎等等，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链，这个利益链只有中国有，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周珂表示。
以《修订草案》第三章为例，章节名称为“野生动物管理”，在周珂看来，这其实是在偷换概念支持开发经营，“因为不能叫开发利用，所以换了一个词叫管理，其实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修订草案》一共有5章，其中第一章“总则”和第五章“附则”主要是技术性条款，第四章“法律责任”是处罚条款，草案的主要内容其实是第二章“野生动物保护”和第三章“野生动物管理”。但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发现，第二章“野生动物保护”只有9条，而第三章“野生动物管理”则有22条。也就是说，关于保护的规定少，关于开发利用的规定多，他觉得这是“本末倒置”。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在孙佑海看来，是因为我国出台野生动物法是比较“被动”的。由于国际社会对我国滥捕滥杀野生动物的意见很大，一些外国人给国务院写信，影响了中央领导决策，这才推动中国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
所以，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甚至连一些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王明远表示，什么是野生动物没有界定清楚，什么是野生动物制品没有界定清楚，什么是野生动物栖息地也不知道，这简直“不可思议”。
事实上，虽然野生动物保护法从1989年3月1日就开始施行，但该法律并没有遏制我国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遭受严重破坏的趋势。据《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统计，中国动植物种类中已有15-20%受到威胁，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大约200个物种已经灭绝；大约有398种脊椎动物也处在濒危状态，生物多样性下降严重，生态危机显现。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