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用五招

    至2014年，我国GDP总量达到63.64万亿元，人均GDP达到约7485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和突破。但是，站在自2014年至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新35年的坐标上看，近年来经济增长已呈现出原有增长动力显著减弱的态势，如若应对不力，我们将很可能遭遇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具体表现为“制度体制陷阱”、“社会危机陷阱”、“技术创新陷阱”、“国际收支失衡陷阱”和“生态陷阱”等五个方面的现实挑战。笔者认为，只有加快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征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

风险：原有动力显著减弱

    如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改革开放成果已遭遇新的发展瓶颈。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已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制将农民局限在自己所承包的土地上，对属于公共部分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投入明显不足，农业信息化发展严重滞后；另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土地使用权形成了分割，不利于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另外，我们向市场化转型尚不彻底，政府作用也亟须更好地界定。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明确了我国改革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时期，政府借助国有企业直接介入和干预经济活动，在资源紧缺的环境下达到了集中力气办大事的效果，对经济发挥了较强的拉动作用，但也抑制了市场竞争，压抑了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

    加入WTO显著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但对促进国内服务业作用有限。服务贸易发展之所以落后，一方面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WTO主要基于传统的贸易形态，对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较低有关。

当前，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索洛经济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认为，劳动力、资本（包括资金、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要素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当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人均产出增长速度只取决于技术进步。过去我国长期依赖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如今，劳动力、资金和环境成本已经进入上升通道，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技术进步势在必行。具体来看，首先，“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难以逆转。从劳动要素投入的角度来讲，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来自庞大且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即 “人口红利”效应。近年农民工工资的逐年上涨，“民工荒”现象不断出现，正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性表现。另一方面，我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2012年首次下降，当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也减少了345万人。劳动力的负增长会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红利”转为“负债”。

    其次，金融市场环境发生改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显著上升。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形成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率超过其它要素，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支撑持续和大规模资本投入的原因是我国的高储蓄率和管制下的低利率。如今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和老龄人口比例的升高将降低储蓄率，资金的供给面临下滑压力；另一方面，获得廉价资金的制度环境发生改变，利率市场化已进入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收官阶段。近期货币基金、理财产品的高收益率从一个侧面提前反映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后的融资环境。如果仍然维持原来粗放型的资金要素投入方式，资金边际报酬率将递减至资金成本边界，从而使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

    再者，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日益突出，产业结构亟须转型升级。由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资源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我国是世界上水泥、钢铁等资源消耗的第一大国，但重要的资源、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如铁矿石、铜矿和原油等对外依存度均已超过50%，且仍在上升。同时，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大面积的雾霾天气、沙尘天气及水污染等意味着环境资源已被透支利用，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

成因：新竞争优势缺位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我国正面临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后来被广泛引用。本文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指“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迟迟未能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突破的过程。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成本优势丧失，又不能实行持续的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无法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有这样几个具体表现。

    一是制度体制变革滞后，形成“制度体制陷阱”。低收入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受益于全球化及低廉的人力和资源成本，社会制度不一定经历了与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变革。在这些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突破的过程中，旧的制度对生产力的禁锢作用越发突出，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二是贫富等几大差距并存，导致“社会危机陷阱”。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供应充足，多数工人仍然处在简单重复劳动阶段，工资水平较低，而这一时期资本积累速度相对较快，逐渐形成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与此同时，落后的社会管理体制不能及时疏导与缓和社会矛盾，教育不平等造成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固化，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被无形阻断，进一步激化各阶层之间的冲突，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政局更替。三是技术创新滞后，形成“技术创新陷阱”。教育不公平的后果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进一步导致自主创新的缺乏和技术水平的落后，使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在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后，向高技术领域发展面临巨大困难。高技术产业具有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因此，技术落后又间接导致消费力的不足，产业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也十分困难。

四是高度依赖国外资金及市场，形成“国际收支失衡陷阱”。比如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进口替代”战略以及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出口导向”战略造成了中等收入国家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高度依赖性。五是空气、地下水、土壤等受污染严重，形成“生态陷阱”。如不能尽快扭转这一趋势，我国将逐步面临环境资源的“刚性约束”，经济社会将难以可持续健康发展。

出路：五大策略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来自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劳动力在教育、培训、边干边学的过程中形成人力资本积累，而在物质资本投入过程中的研发活动形成发明和创新。这从经济学原理上给我国通过深化改革和创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明确了方向和思路。

    第一，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大高质量新制度的生产和供给，促进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跨越“制度体制陷阱”。国内外经验和实践表明，适应生产力水平和内外部发展环境与条件变化，持续推进市场导向型体制机制改革，能够通过改善要素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激发创新动力，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为我国跨越“制度体制陷阱”指明了方向。户籍、社保等人口政策改革，解除了挟制人口流动的最后一道枷锁，劳动资源的配置效率将再次提高；加快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建设、加大监管体系和监管制度改革、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等金融政策改革，能够促使资金利用效率提高，抑制高成本低收益产业的发展；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能够更好地发挥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第二，可依靠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激励创业、创新、创造，跨越“技术创新陷阱”。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的技术优势和竞争力，是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质量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源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都存在高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这就要求从教育、培训等多层次投入以培育人力资本。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产业结构升级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结果，而中等收入国家可利用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接受知识和技术转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技术创新”的载体，一方面实现了技术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干中学”培育了高技术人才。

第三，应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方针，适当缩小社会差距，跨越“社会危机陷阱”。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在坚持效率优先、鼓励“做大蛋糕”的同时，需要兼顾公平、“分好蛋糕”。收入、城乡、地区三大差距的持续扩大，既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违反社会公平原则，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差距的扩大也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进入中等国家水平后，主要的增长动力转为技术进步和居民消费。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将改变过度依赖于投资增长的传统方式，转向依赖消费需求的释放。收入、城乡、地区差距的扩大或长期持续，将对扩大消费形成明显的约束。因此，缩小社会差距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效应，缩小一个点的差距可能比增加许多点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有效。

第四，要迈向全面开放型经济体，跨越“国际收支失衡陷阱”。为降低外部冲击的影响，需要协调内外部经济发展，迈向全面开放型经济体，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一是加快实施“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战略。二是努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的方式。包括在出口结构上，应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控制资源型、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扩大新技术产品和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在进口结构上，优先进口国内发展必需的、重要的、紧缺的高新产品、高新设备、高新技术和具有战略性的资源，实现战略物资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方式的多样化和渠道的稳定化。三是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将利用外资与提升国内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相结合，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

第五，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发挥财税金融工具的作用，促进跨越“生态陷阱”。面对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并提出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除抓好制度建设和政府监管外，还应引入财税、金融工具，通过征收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和实施差别化的信贷政策，从供给端促进转变能源供给方式、工农业发展方式、交通出行方式和居民生活方式。

（作者为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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