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蓥：“别透支公众的捐赠热情”
本报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芦山地震后，很多社会组织都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募捐投入到抗震救灾的工作当中，“这一时期是社会组织展现自我能力，赢得捐款人信任的最好时机。”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研究员褚蓥说。
但面对全国群众向灾区捐款捐物的热情，褚蓥同时表示，“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可以盲目募捐，应该用得适宜，否则款没筹到不说，还会惹出一堆麻烦来。”
NGO的5年变化
《华夏时报》：你对社会组织在此次救灾中的表现，怎么看？
褚蓥：我认为，不仅是在募捐上，还是在救助上，社会组织在策略的选择上都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救灾的跟进工作也非常及时，总起来说，表现相当不错。
《华夏时报》：与2008年汶川在地震相比，你认为社会组织5年来有哪些变化？
褚蓥：最大的变化是募捐的救灾项目真的是从组织的本身战略出发了。比如说，免费午餐在灾区煮粥和大病医保向灾区的孩子提供医保费，还有就是爱心衣橱向灾区捐赠衣服，都是从他们本身的宗旨出发的。另外，联劝的一个鸡蛋的暴走，也是从自身的宗旨出发的，优先救助雅安的灾民。否则，胡乱设计项目的话，会导致组织品牌偏移，而且也容易出现“有力捐款，无力管理”的情况。
另一个变化就是此次地震反映最快不是红十字会，而是社会组织，这应该是社会组织崛起的一个标志吧。
《华夏时报》：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救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两者是怎样的关系？
褚蓥：政府扮演两个角色，第一监管者，监督全盘的救灾活动，第二，黄金期过后的主力军，即在救灾黄金期后，领导专业救灾队伍救灾。社会组织扮演黄金期的抢救者和后期重建时的跟进者。两者间的关系以合作为主，但可能存在一些意见和观点上的对碰。对碰是好事，因为事情会越碰越明。
《华夏时报》：政府体系与民间社会之间如何能够互补、协调、形成合力？
褚蓥：简单来说，政府应该进一步放开对草根组织的限制，鼓励草根组织更多地承接政府的职能，政府不能再大包大揽。同时，把那些官办的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变成真正的能够迎接市场挑战的组织。
壹基金缘何“抢眼”
《华夏时报》：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些社会组织？为什么？
褚蓥：当然是壹基金了，它都快要做成公益行业未来的龙头了。南都公益南基金会也在密切关注雅安灾情，资助民间组织开展救灾及灾后重建；还有中华儿慈会发动全国200多家NGO组织共同为灾区人民进行募捐宣传也比较“抢眼”。
另外，比较活跃的中小型的社会组织还有免费午餐联合大病医保搞的救助活动。其他不知名的诸如西昌市生态与环境保护研究所、爱有戏公益组织等也比较不错。比如爱有戏公益组织联合四川省团委联合发起的“我们和雅安人民在一起”义集、募捐活动，效果就很好。
《华夏时报》：我们看到，马化腾、柳传志、王石、潘石屹夫妇都选择了通过壹基金捐助。壹基金为何让人信任？
褚蓥：首先，壹基金的民间路线，做公益需要服务者的精神，让人感觉很舒服；
其次，壹基金的管理非常规范，比如它把所有善款都交由招商银行托管，为专用账户。任何组织、个人都不可能私自动用。理事会也会用集体的专业知识，保护善款透明、有效地运用。谁把透明做得彻底，就越能够获取公众信任。
最后，在价值传导方面，壹基金做得也非常好。比如说它的“一人捐一元”的平民文化，和草根公益人的公益精神，做得都非常到位。
《华夏时报》：壹基金的名人效应，是否也让其锦上添花？.
褚蓥：那是肯定的。冯仑、李连杰、柳传志、马化腾、王石、杨鹏、周惟彦等，包括著名学者周其仁先生。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当下的金字招牌。名人效应是一种营销策略，是借助李连杰传达一种组织文化。这是组织品牌策略中的一种常用方式，即将名人的个性和人格融入到组织的品牌之中，间接传达出组织的文化。
《华夏时报》：国务院通知各单位和社会团体未经批准暂不要前往灾区。有人说这是把社会组织当成了“添乱”者了。
褚蓥：我个人认为，现在确实不应该去灾区了，因为现在已经过了3到5天的黄金期了。社会组织应该逐步让给政府，因为政府更专业。但可能有些人对此还不太理解。
《华夏时报》：公民、社会组织自发前往灾区救灾所引发的加剧交通拥堵、食物紧缺、救灾失序等问题，是汶川、玉树地震时早已严重暴露的问题。但现在看来，并未吃一堑长一智，问题出在哪儿？
褚蓥：这说明我国的市民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由于我国在社会组织放开方面最近才刚刚启动，所以大家在社会服务方面，热情很高，但经验不足。虽然同样的问题之前都出现过，但认知度还是不高。经过这些大范围的宣传，下次应该会好一些了。毕竟社会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不摔几次是不会成长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宣传，将正确的理念传导给大家。未来，大家就不会再犯了。
《华夏时报》：社会组织在应灾中应该如何体现其作用，是救人，发物资还是其他？
褚蓥：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社会组织在最初的36小时内很快就出动了，而直到前3-5天的黄金时期过后，政府才大规模开始进入。这时，社会组织就不要去“添乱”了，而应该逐步退出，做些灾后重建的辅助性工作。
《华夏时报》：我们知道，汶川大地震500多亿社会各界捐款，最后有80%进了政府财政。社会组织是否会遇到捐献过剩的问题？
褚蓥：现在不好说。在我看来，做公益需要一个长效的监管机制，不能把钱交给政府。汶川地震的情况比较特殊，环境也不是很好。我估计这次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公众的关注度比较高，壹基金等组织都也有非常好的监管机制。
《华夏时报》：那如何避免募款后管理不善的问题呢？
褚蓥：人们对灾后捐款通常十分敏感，尤其是担心公益组织没有管好钱，滥用自己的善心。而在公众大幅度关注的情况下，社会组织一丁点的毛病都会被放大，最终损害自己的公益品牌。因此，最关键的一点是募款与组织自身能力相匹配，有多大能力干多大活，别过度透支公众捐赠热情。
其次，还要有长期的监管机制。社会组织在募款之初就应该有这样一套监督机制，如果是临时性的，那就无法避免管理不善的问题。
最后，是否想通过募款把品牌做好。如果有这种责任心，想做“百年老店”，那就会对“顾客”（捐赠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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