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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为我们权大,我们以事实说话” 反行政垄断将成重点

作者:杨仕省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5-02-11 22:12:00

摘要:十年磨一剑的《反垄断法》亮剑,开出了中国史上最高金额的罚单——历时已一年多的高通反垄断调查最终结果公布,高通收到了国家发改委开出的60.88亿元人民币的大罚单。

“不是因为我们权大,我们以事实说话” 反行政垄断将成重点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十年磨一剑的《反垄断法》亮剑,开出了中国史上最高金额的罚单——历时已一年多的高通反垄断调查最终结果公布,高通收到了国家发改委开出的60.88亿元人民币的大罚单。
    此前一天,2月9日举行的中国WTO竞争政策与法律研究会年会上,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曾透露,高通案会刷新去年罚款总额的数倍。
    2月10日,国家发改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就高通案的细节进行解读。会上许昆林表示:“不是因为我们权大,而是因为我们以事实说话。”而高通总裁Derek  Aberle显然也认同这一点。他向媒体表示,高通不仅不打算提出异议,还会持续增加对中国的投入。
    高通反垄断案不仅让通信行业发生巨变,其威慑也会辐射到其他领域。而公众更为期待的是,反垄断之剑指向更多领域,让充分竞争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旋律。
最大罚单
    “以前反垄断的信息公开不够,但都是企业要求不公开的。以后所有的反垄断案处罚结果全部公开。”许昆林说。 
    2014年,发改委集中叩响了反垄断扳机,除了高通反垄断案之外,液晶面板、白酒、奶粉、汽车等行业纷纷“中枪”。据记者粗略统计,去年一年发改委就开出了18亿元的反垄断罚单,创下历史纪录。如果算上2013年的话,发改委开出的反垄断罚单达到约30亿元。
    据悉,工商总局调查的利乐反垄断案,原本称春节前将公布处罚决定,但直到本报记者发稿时也并未公布,“估计春节前有可能没戏了。”中华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北京律协竞争与反垄断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魏士廪说。
    最终,2015年反垄断第一大单还是发改委的。 
    不仅如此,今年发改委还会再举反垄断大旗,并将全部向社会公开。魏士廪说,相比去年,今年高通这个罚单更猛,“在经历九轮反复博弈,高通与发改委终于达成一致,其间高通还扬言要到法院起诉发改委。” 
    发改委网站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对高通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依法作出处理,责令高通公司停止相关违法行为,处2013年我国市场销售额8%的罚款,计60.88亿元。
    在2月10日的发布会上,许昆林表示,因为高通是上市公司,所以消息当然高通先发布。高通自己也表示,不寻求抗辩,这是高通自己的决定。“我们和高通有过28次沟通,20多次沟通高通的律师始终在场。”许昆林说,“罚款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高通公司很配合我们的调查,基于此,我们没有按照10%的最高标准处罚,而是减少了2%,按照8%的标准进行处罚。”
    “按照法律的规定,从发出正式的处罚之日起15日内,高通公司要把罚款上缴中央财政。”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卢延纯如是回应。
    高通要接受罚款拿出整改计划并不容易。除罚款外,发改委还要求高通将在中国市场所使用专利的收费降低三分之一。在此期间,高通总裁Derek Aberle曾承认,中国发改委的调查导致这一业务出现动荡,公司与现有的获授权使用方也产生了争议。
    高通案是中国2008年《反垄断法》出台以来最富争议的涉外案件之一。发改委一位内部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说:“今后发改委将加快推进价格改革、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定价范围,使价格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改委许昆林还有一个司长职务,那就是发改委价格司司长。“要健全政府定价行为规则,强化成本监审,真正管细管好管到位。”许昆林强调。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或是未来价格司与价监司两套马车将要合并的前奏。”

再提行政垄断 
    许昆林在2015年工作重点中曾表示,下一步将向破除行政性垄断转移。这无疑是大众所乐于见到的,因为在中国的市场里,妨碍竞争的不仅仅是洋巨头,还有那些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组织与机构。相比垄断企业,那些组织与机构也是反垄断急需要啃下的“硬骨头”。
    据记者调查,事实上,目前政府在竞争领域投放给国有企业的预算还很多。2月9日,许昆林在中国WTO竞争政策与法律研究会年会上还突出强调推广普及竞争文化,竞争政策优先于产业政策。“发改委报告文件已把竞争政策写入,不再是像以前只强调产业政策。”许昆林向参会人士介绍。
    而魏士廪结合其代理的案件认为,执法机构今年把行政垄断作为重点非常有必要。“现实中中国的行政垄断普遍存在,也是中国几种垄断行为中最严重的,企业不是被逼到死胡同,一般不敢轻易提起行政垄断诉讼。”魏士廪说。
    魏士廪提出,现在的财政预算不应当过多投放给竞争领域中的国有企业,应公平对待竞争领域中的所有企业,“如果执法机构能将此作为执法重点,将大大有利于为企业创造公平的创业和发展环境。”  
    高通案之前,已经有多家在华外企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过去两年,发改委也启动过多起针对海外公司的价格操纵调查,所涉行业从婴儿配方奶粉生产商(包括达能和恒天然)到汽车业。
    “中国寻求通过《反垄断法》强化这类(国有)企业,并以明显无视《反垄断法》的方式,鼓励这些企业巩固市场实力,即便这么做有违竞争法律的正常目的。”中国美国商会在去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 
    自从中国开展反垄断调查以来,不时有外界声音称,反垄断是选择性执法,只针对外企。许昆林也曾公开表示:“有些公司拥有知识产权之后,实际上在滥用拥有的专利,实行歧视性的价格或者收取高额许可费用。”
    但接近发改委的知情人士则向记者透露,当前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调查进入新常态,且反垄断案件更加疑难、复杂。“被处罚的企业从数量和处罚金额看,国内企业远比外资企业多。”上述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不论中资企业还是外企,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垄断行为和事实,违反了公平竞争,就应该接受调查。”许昆林此前曾向记者表示。而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跟外国企业家交流时也强调,“中国反垄断不针对特定企业,也不搞选择性执法。” 
    不过,目前中国的反垄断职能还分立在国家发改委、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商务部三个部门的三个司局中。“靠分散在三个部门的三个司局级单位能实现‘经济宪法’的作用吗?”许昆林强调,《反垄断法》相当于经济领域里的宪法,相当神圣。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黄勇也非常认可许昆林的说法,他称,未来中国建立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很有必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搞好反行政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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