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民》对新土改的启示

■叶匡政

    这些年很少看农村戏，总觉得能揭示中国当代农民真实生存状况的影视剧，很难在这个年代诞生。不过，北京卫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老农民》引来很多争议，我倒是认真看了。这部电视剧讲的是一个叫麦香村的北方乡村故事，从1948年讲起，时间跨度长达60年。该剧并未回避历次政治运动对乡村造成的伤害，从最初的土改、互助组、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到其后盛行浮夸风、共产风的大跃进、三年饥荒、文革等历史图景，虽无法展示完全真实的面貌，但也未作太多的遮蔽。

《老农民》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是陈宝国饰演的牛大胆，一位是冯远征饰演的马仁礼。牛大胆是世代贫农，而马仁礼却出生于地主乡绅家庭，曾是有才华的大学教师。1948年土改后，一夜之间两人的地位发生变化，一个分了地、住进地主的“豪宅”，一个却沦为一无所有、谨小慎微的农民。从故事开篇就可看到，土改看起来分的是土地，实质上它改变了人心。人心变了，人与土地、财产、权力的关系才会变。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给贫农分了土地，因这些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像马仁礼这样一些乡绅子弟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下代人的命运。

应当说，麦香村的土改运动还算和风细雨，并没有出现酷刑、枪决之类的暴力事件，地主与农民也没有真正扯破脸皮。但从麦香村的变化能看到，土改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过去的乡村秩序，是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这一切都被“阶级”这个概念给颠覆了。那些曾主导乡村经济的地主富农们，在其后的运动中，一直是被批斗、管制和镇压的对象。它不仅摧毁了马仁礼这些乡村精英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使他们的土地被分、声望扫地，更通过授予不同阶级以差别各异的政治权力，显示了新政权的力量。

从马仁礼的遭遇，我们也能发现土改的悖论。土改划分阶级，原本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穷富差别与剥削，但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于是，马仁礼这个曾经的大学教师在失去土地后，却成了地主分子。牛大胆得到了土地，却仍被称为贫农。阶级，其实是在取消了阶级之后被创造出来的。它有点像种姓制度，联系的其实是父辈的历史与血统，是对乡村权力的一种重构与身份虚拟。

从《老农民》的故事演进可看到，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包括对乡村精英的打击，形成了对乡村秩序一轮轮的破坏，就这样，把中国农村一步步推到了生存悬崖的边缘。麦香村发生的一切，正像是中国整个乡村的一个缩影，从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到大跃进亩产万斤的浮夸风、三年饥荒，再到文革的破四旧、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都让我们看到了土改运动的影子，土改也成了以后政治与群众运动的一个主要源头。麦香村发生的故事，也越来越荒唐，但这却是真实的。现实中的很多乡村，可能比麦香村发生的故事更违背常识，更让当代人难以置信。这些荒唐事件，不仅让每一个农民只能活在半饥饿的状态，也对整个农业体系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到农村承包责任制前，中国农村经济已基本面临了全面的崩溃，连牛大胆这样的乡村权力受益者也无法忍受了。所以他会誓死捍卫祖坟上的枣树，追打半颠狂的造反派媳妇，偷种烟叶，一直到带领村民签下生死状，借地种粮。

剧中有很多细节催人泪下，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牛大胆借地种粮后，公社干部来铲牛大胆等人种的地，牛大胆握着镰刀，瞪着充血的眼睛对这些干部大吼：“我看你们哪个敢动！一粒种子一根苗，没露头，它叫种子，露出头它叫麦苗，长大了它叫麦子，熟透了它就叫粮食！粮食是吃的东西，是活命的东西，是乡亲们指着、盼着、望着的东西！你们把乡亲的麦苗毁了，就是把乡亲们仰仗活命的家伙什给毁了，毁了要命的东西，我不让，乡亲们更不让！谁要敢再抡一下锄头，我这把镰刀可不长眼睛！谁要敢再挥一下镢头，我这一腔子血就泼在谁身上！谁要是敢再铲一根麦苗，我就用谁的血浇这片老土地！”说完，众农民都一个个躺在土地里，用身体护着麦苗。

土地权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经济的中心问题。由于数十年来，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一直缺乏对农民和土地史进行系统的疏理、清算与反思，使得国人对农民与土地问题的认知，一直是混乱的，大多受政治正确的历史记忆的影响，使得近些年，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又催生了大量问题，如强制流转，如大跃进式地追求规模和速度，多是以侵害农民的土地权益为代价的，像电视剧展示的那些曾经的历史一样，再度伤害到了整个乡村的农业秩序。

中国经济改革已30多年了，大多数生产要素和产品都市场化了，但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最滞后。土地资源的配置一直是由政府计划，而不是由市场完成的。这不仅扭曲了国民经济的分配体制，使城市地价畸高，也造成了农村土地效率的低下。要顺利完成这一轮大步伐的土改，思想与社会动员尤其重要，这就需要多一些像《老农民》这样的电视剧，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农村和农民曾经的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让那些管理土地的官员意识到，在新土改中首先需要的是尊重农民意愿。既然土地确权与流转的主体是农民，无论设想还是方案，都需获得当地农民的同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如果发生过损害农民权益的事，就要进行纠正，将利益还给农民。只有真正做到了还权于农、赋权于农，新土改才能得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才会有参与的热情。如果仍是搞政绩工程，片面追求规模，就极可能重演当年“浮夸风”的苦果，反而可能激化农村一些固有的社会矛盾，最终波及整个社会。

（作者为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