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需要加大选择性“聪明投资”
贾康
历经数年的经济下行，2014年三季度以来，我国工业、投资、消费等数据又均出现回落，引发不少外媒“唱空中国”，特别是10月底美国QE3彻底退出后，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对此，经深入研讨，我们基于运用“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 近年的创新认识，建议从供给端入手在未来一个时期抓住国际石油、矿产等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难得历史机遇，充分运用我国高外汇储备、高储蓄及青壮年劳动力尚较充裕等多方面有利条件，按照我国打造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升级版的总体要求和发展方向，以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着眼于和发力于“补短板、挖潜能、转主体、增活力、提效率、可持续”，促进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为2015年、“十三五”及长期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实现“两个100年”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并为全球经济稳增长作出积极贡献。我们建议的核心内容，是充分利用我国可用、可观、可贵的选择性投资空间，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理念，从解放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出发，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改善生态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为落脚点，争取使“新常态”对接一个尽可能长的“中高速”而“质量升级”的增长平台期。
一、加大基于“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的选择性投资力度，是有力应对当前及中长期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新挑战的客观需要、战略思维与诉求
从国内外发展经验看，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经济硬实力成长性的依托和民生就业的源泉。我们认为，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没有变”体现的国情特征，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方面是在供给端，粗放型投资驱动转为集约型投资驱动并合理扩大消费的转变过程中，结构性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仍十分突出，为应对新阶段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适当增加有效投资对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尤显重要。我们所强调的是在决策部门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视界之下的选择性“聪明投资”（Smart Investment）,其可把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性导向与“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配置机制和多元主体合作制约之下审慎务实、高明聪慧的项目科学决策结合为一体。
（一）应对国际形势最新变化，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及国际竞争力、影响力，需要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
从战略格局分析，促进我国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应对东海方向以“钓鱼岛”为代表的问题、南海方向的摩擦争端问题等，需要我国加大经略周边、全球经济布局的力度。
从应对当前面临的挑战分析，今年三季度以来，全球经济整体复苏动能有所减弱，美、英等发达国家经济稳步复苏，而欧元区与日本经济增长下滑，新兴经济体整体复苏动态趋弱，国际经济格局复杂。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的彻底退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最新不稳定因素。为此，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出台能够有效稳增长的得力措施，成为全球共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客观需要与迫切愿望。
（二）确保国内稳增长，需要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受外部环境变化及“三期叠加”影响，经济发展面临显著下行压力,而要保持7%-7.5%（或7%左右）可接受区间内的中高速增长,十分需要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加以支撑和驱动。
（三）促进加快改革，需要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
经济“新常态”下，需要着力通过加快改革创新形成新制度供给,以解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瓶颈,进而盘活要素存量，并激发创新、创业、创造的潜力、动力和活力。从历史上反复验证的经验看，改革需要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经济增速必须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以维持就业水平与收入增长预期处在防止“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临界点之上，而适当增加有效供给的投资，则是最为有力和比较便捷的举措。
（四）优化经济结构，需要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
具体主要表现在：一是适应新型城镇化推进，一大批中心城市的交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迫切需要加快升级换代（如相互联通的高铁网和中心区域的地铁网、周边区域的轻轨、地铁），实现社会生活基础条件的结构优化，在利用和消化钢铁、水泥等过剩产能的同时，形成长期的支撑性优质资产，这需要积极加大一系列投资；二是调整产业结构，需要运用节能降耗减排的中高端新产能、新供给，选择性地投资建设示范园区和示范项目，促进 “双高”产能的市场化淘汰、替代；三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向高端发展，需要选点建设现代化农场、加大农业与科技和信息等现代化因素的结合、探索引入现代化设备和系统升级；四是制造业加快升级改造，需要通过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带动新技术的研发和引进、新设备的制造和引入、新产品的创新和开发，促成产业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五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需要在加快开放准入的同时加大国家选择性的相关投资。2013年中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6.1%，首次超过制造业,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也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左右，即便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占比仍然是最低的，这同时所表明的，便是其相关投资与发展的空间及其必要性。
（五）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需要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
未来需要增加有效供给的民生领域主要有：一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养老难”，需要积极增加养老设施供给。从现在的人口结构来看，我国已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压力日趋严峻。“放开二胎”等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势在必行，同时在机构养老、园区养老、社区养老等业态从硬件设施到软件服务的所有投入，必须适应客观要求；二是推进人力资本培育，需要增加设施供给。一方面，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尤以老少边穷区域为代表）教育设施供给仍明显不足、教育资源短缺亟待填补；另一方面，对社会生活影响日升的学龄前教育和作为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支撑的现代职业教育等领域，有效供给明显不足。三是进一步深化医疗改革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需要增加医疗设施设备投资；四是实现“住有所居”，需要政府在保障房、商品房双轨统筹规划之下，根据社会公平要求继续加快棚户区改造，增加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保障性住房供给；五是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需求，必须加快相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文体设施建设。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经验，2015年以后，“十三五”及中长期，均需要加快建设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以及足球场、运动场馆等体育设施。
（六）应对“雾霾”式挑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亟须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
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应对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危机因素的挑战，尽快改善环境，并加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改善民生的最为迫切的需要之一。为此，一方面，需要加大相关投入，加快治理河流、大气、土壤等中间的存量污染物；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优化能源供给方式，调整能源、资源利用的结构和技术路线，大力加快煤炭清洁利用的设施投资建设，加快发展地铁、轻轨等综合性快速公共交通，加快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建设等环保设施建设，多措并举加快节能减排降污。
二、我国具备进一步加大“聪明投资”的多方面有利条件和可用、可观、可贵的空间
（一）国际环境相对有利，亚非拉国家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有巨大需求且改善愿望迫切，“一带一路”及周边互联互通战略可成为加大海内外投资的战略抓手
近期我国外交取得一系列重要进步与合作框架构建中的成果， 今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通过的《北京纲领》和《亚太伙伴关系声明》，以及11月20日前后，在澳大利亚召开的G20会议通过的设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全球基础设施基金等重大措施，表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带动相关投资及产业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同时可清晰地看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短缺广泛存在，以及全球稳增长的迫切愿望，已形成了对我国加快海外投资的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金砖银行的建立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筹建进展，成为积极的配套条件。“一带一路”与周边互联互通战略，可成为加大海内外投资的战略抓手。
（二）国家已启动“十三五”研究，即将研究启动建设一批重大经济社会工程，可成为加快有效“聪明投资”的重要驱动力和规划形式
从国内看，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启动“十三五”研究，落实到谋划、推动发展的层面，就要涉及抓紧研究启动一批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结构调整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经济社会工程，促进调整经济结构、保护生态、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我国已具备前所未有的强大设计、制造和施工能力
我国具有在地域广阔、地质条件复杂地区推进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园区等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也已具备当今全球实力最强的基础设施项目施工能力，以及适合不同经济体需要的铁路、电力等装备制造能力。总体上足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强大的项目设计、设备制造和工程施工能力水平，是前所未有的。
（四）我国财政能力具有较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财政能力的整体空间分析，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我国公共部门真实负债率为40%左右，参照欧盟规定的60%警戒线，我国这一比率显然在安全区内，可用空间还相当可观，亦弥足珍贵，别的主要经济体只有羡慕的份，用得好足以支持我国在较快完成“新常态”调整后乘势发展。
从2014年财政预算运行情况分析，未来3年间如分步把公共部门负债率提高至50%左右，可增加的公共部门举债资金规模不低于6.5万亿元，并将产生拉动社会资本的明显乘数效应，可挖掘的潜力空间巨大。
（五）货币政策仍有较大作用空间
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率约20%，仍处于历史高点；二是通胀率较低，PPI已历经3年以上长期负增长；三是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至2014年9月末达3.89万亿美元。
三、政策建议
（一）在2015年、“十三五”期间及更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积极考虑适当加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结构导向选择性“聪明投资”，作为进入“新常态”、对接一个尽可能长的中高速增长平台的重要宏观政策方略和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选项，周密稳妥实施
从改革开放36年来的实际进程和成效看，我国由高储蓄支撑的高投资，总体上并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之一，新阶段经济增速和投资率的适当调整是必要的，但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综合效益。
（二）通过加大相关领域改革力度攻坚克难，为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益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支撑条件
建议制度改革重点在已有部署上继续从以下方面深化：一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二是消除过度垄断，实现竞争性市场准入；三是继续推进以“营改增”为切入点的财税配套改革，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合理调整及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设备更新改造、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等目标；四是加快以“推进普惠制金融发展、扩大金融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多样化改革，其中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健康发展及商业性、政策性金融与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亦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或政府与企业合作机制）的良性互动和结合，应当纳入通盘战略性考量；五是加快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的资源、能源产品价格改革；六是深化以“落实微观主体投资自主权”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七是以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为目标的对外开放制度安排的改革。
（三）创新国际国内投融资模式，实现“中国全球共赢”、“政府市场双到位”、“国企民企双进步”
为加快推进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建议在加快资金供给端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组建，并发挥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用的同时，积极考虑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项目建设主体和相关项目建成后的运营主体构建问题。借鉴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和近年表现出上升态势的国内“连片开发”多个案例中的可取经验，运用PPP机制创新，将国内外可带来资金力量的有关开发主体与需要投入资金而预期可取得未来现金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连片综合开发项目，在法治、契约保障条件下结为合作共同体，政府以提供规划、政策支持为主，并可适当投入追求“乘数效应”的部分资金，打造公司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基础设施和连片开发建设新局面（比如，以基础设施发展公司形成“安哥拉模式”的升级版）。
近期国内基础设施及公共投资领域，正在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开放市场准入，全面推广PPP模式，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对此亟须加快立法和示范指导、多方协作乘势推进，并积极扩大到境外。
（四）结合发展战略、产业政策，通盘规划加大高质量、高综合效益的投资力度，用中高端的“新供给”淘汰落后低端“旧供给”
基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进程中存在的供给不足等问题，进行有针对性选择性的“聪明投资”，需要极其注重防范无效、低效投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注重首先对基本公共服务、养老设施等惠及民生的“托底”事项进行有侧重的投入；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应聚焦重点技术研发、产业升级换代、重大设备更新等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项目进行政策倾斜支持投入；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对农田水利、现代化农场、大型农用设备、服务运行体系硬件设施等方面进行有选择的投入；在信息化进程中应注重对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网络系统建设、网络安全、网络人才、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以引导基金等方式进行有选择的投入。
（五）财政和金融政策要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护生态”提供有效支持
1. 财政政策方面：适当加大“积极”力度，有所作为，突出重点，创新机制
有针对性、选择性地加大投资支出，在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面，首先应当针对项目分类，选择资金来源的不同分类组合，注重积极扩大PPP制度供给创新模式的应用。特别应当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项目投入。随未来几年适当提升政府债务规模、赤字率，至少可在近两年2.1%的年度赤字率水平上明显提高0.5个百分点（即提高到2.6%以上），对应于年度数千亿元赤字规模扩张。建议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可积极较快提升至年度发行1万亿元以上，用阳光化、低成本、长周期债务替换隐性化、高成本、短周期债务，减轻政府体系实际债务负担和基础设施融资成本。
2. 货币政策方面：有度放松，适当降准
货币政策应适当放松，在前不久降息之后，仍可适当降准。实际上，在利率逐步放开而市场化的条件下，只有降准，才能真正降息，这与经济刺激政策关联不大，主要是对冲美国QE退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市场稳定和供给端发展。
3．拓展股权投资渠道：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政策性引导基金
建议在总结“沪港通”经验的基础上，可适当加大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力度，及时推出“深港通”等对外“引水”举措，通过适度扩大股票发行增加股本融资，并通过资本市场产生的财富效应拉动国内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建议可鼓励发展各类产业投资基金和政策性引导基金，为“聪明投资”和“创新驱动”提供资金支持。
4．加快民营银行的组建进程和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构建以资金供给端“中小微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端“中小微企业”的普惠民生型金融体系。通过增加有效供给，缓解我国经济领域长期存在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痼疾，并为民间创业创新的民营经济发展，以及服务业发展提供强有力金融支持。
5．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为绿色经济、生态文明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一方面，可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以绿色评级、绿色债券支撑的“绿色银行”机构（基于市场化运作的国家级或地方级“绿色银行”），并在现有的一些商业银行内部组建“绿色信贷事业部”，支持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水利设施等环保基础设施，以及环保设备生产、低碳型新能源发展等；另一方面，应积极发展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促进绿色发展的金融机构。
（作者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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