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锡军：经济发展既要“定力”，也要“动力”

    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新动向，首次明确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2015年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年，关键就是要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旧常态’和‘非常态’下的思维，积极通过改革和创新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

    赵锡军表示，在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原来那种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当前中国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和能源约束增强、产能过剩等诸多挑战，经济要继续健康发展，不能再延续过去的“唯速度论”，而不考虑结构、模式和质量的传统思维了。

“定力”和“动力”

一个都不能少

    《华夏时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赵锡军：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要完成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总结当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二是全面部署第二年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由于经济形势的不同，这两方面的工作每年都是有差异的。与往年相比，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特点就是“新常态”，这也是当下描述中国经济绕不过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也就是说，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认识“新常态”以及在“新常态”下需要通过哪些工作来推进经济发展的问题。

    《华夏时报》：会议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此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明确了这一提法。相比往年在中央经济会议上才明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此次中央政治局提前定调，有什么意义吗？

    赵锡军：提前定调有利于明确和稳定社会预期。这等于是告诉人们，政策不会做根本性的调整，因为经济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政策有“定力”，不能朝三暮四地改来改去。这样市场的参与者心里才会有底，该投资的投资，该创业的创业。再者说，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是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利于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维持适度的流通性和信贷规模，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和投资，但又不会带来较大的通胀压力，两者搭配用得好，就能够使经济获得较强的增长动力。

    《华夏时报》：本次会议9次提到“新常态”，你如何理解“新常态”？

    赵锡军：经济“新常态”是跟“旧常态”与“非常态”相比较而言的。所谓“旧常态”时期，指的是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前的时期，彼时中国经济还是以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提升规模为主导，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出口。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出口快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而所谓“非常态”时期，则指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时期（2008年-2012年年底），中国为了避免受经济受危机冲击，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四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

    在“旧常态”与“非常态”下，经济工作的重点都是稳定经济，其核心就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要高。而如果跟“旧常态”与“非常态”相比，你会发现，从2002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一个相对高的增速到中低增速的“换挡”的过程。

    国际方面，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09年至今欧洲发生的债务危机使得世界经济态势低迷，国际市场疲软，我国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意味着“旧常态”下拉动经济的出口动力已不可持续，甚至难以为继。

    国内方面，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渐入暮年，比如说，2008年后的四万亿投资虽然维系了经济的高增长，但其引发的后果却非常严重，包括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环境污染等问题，高增长伴随着低效率。也就是说，“非常态”下拉动经济的投资动力也难以支撑经济的发展了。

    《华夏时报》：所以，此次会议提出的“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是十分贴合当前宏观经济的最新形势的？

    赵锡军：是的。必须要寻找“新增长点”，从而确定经济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和新方法，这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也是与往年经济工作会议最大的不同之处。具体来讲，“旧常态”与“非常态”下政府的工作目标就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而且要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而在“新常态”下，反映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意味着为明年定的目标就不是紧盯某个数字了，而是区间化的增长概念，我们称之为“区间中高速”。更重要的是，目标也更加多元化，除了增长速度的目标，还应该包括经构调整的目标、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促进改革的目标、解决民生问题、防范风险的目标，等等。而这些目标之间要综合考量，均衡发展，不能顾此失彼，这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确定的内容。

    《华夏时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既强调了“不变”的一面，也包含了可能要“变”的一面。

    赵锡军：对，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应该既强调政策不变的“定力”，也要强调改革创新的“动力”。这两个“力”就是明年经济工作最重要的着力点。

向改革、创新和拓展要动力

    《华夏时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究竟来自何方？

 　　　赵锡军：中国已经进入到“新常态”，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都在发生变化，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此强调“新常态”，其实是在清楚地告诉人们，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经济一下行就赶紧刺激”的老路了，而是要把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和惠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并突出创新驱动，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

    在我看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向改革要动力，即通过改革激发经济主体的动力，而不是政府的动力，这是促进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手段。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中国已在财税、金融、市场准入、劳动力流动等领域启动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目的就是要寻找新的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预期这些措施将会在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和扩大内需方面发挥作用，从而把经济置于更稳定、包容和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同时，中国政府已经宣布的一些改革举措，如税制改革和降低私人投资门槛，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

    “旧常态”的出口导向也好，“非常态”下的投资导向也罢，都是由国家来主导的。现在改革的目的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激发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和创新精神，从而使经济发展由原来的国家和政府主导，变成千千万万个市场主体的主动作为。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通过改革让企业在投资等各方面有更多自主权。比如某些投资领域限制民资进入，应尽快放开。否则，如果老百姓不愿意消费，企业不愿意扩大生产，非给钱让其消费或投资，就会瞎花钱瞎投资，结果一团糟。

    第二，向创新要动力，这也是催生经济增长的最基本手段。原来要么是劳动密集型，要么是出口导向型或投资推动型的模式，引进技术、设备，然后加工后出口，创新能力很差。现在，此类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或已优势不再，或已逐渐失去竞争力，迫切需要寻找新的优势并构建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就需要方方面面的创新，包括体制、机制的创新，业态、模式的创新，产品、市场的创新，技术、管理的创新，乃至教育、文化方面的创新等，都是造就新优势、构建新模式的要素，而各个方面的创新都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第三，拓展新的领域，这包括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先说国内，原来市场还没有起基础性决定作用，或者基础性决定作用比较差的供不应求的领域，都要进一步拓展起来。比如环境建设、服务业建设、公共医疗、教育等领域的配套建设，都是促进经济增长很重要的方面。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靠的不是投资，靠的是技术进步。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领域都是非常好的经济增长点。比如说公共医疗，像美国、日本、欧洲、韩国及包括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既能解决人的病痛，又能形成好的产业，其经济增长贡献不比一个钢厂差。而我国内地的医疗呢，大医院人满为患，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教育、文化等领域也一样，好莱坞的一部电影就能有十几亿、几十亿美元的产值；每年送出国读书的大小留学生有多少，英国仅在这方面的收入就达70亿英镑，那是什么概念。这都会形成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如果说“新常态”之前，我国是在创造物质价值，增加物质财富，那么在“新常态”开始后，我们就要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创造精神财富，提升劳动力的价值，不能老是让劳动力在制造业的流水线上流汗流血。

    再说国际，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走出去战略，提出了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概念。这实际上就是要拓展国际市场，把我们现有的经验与其他国家分享。把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进行更大范围的整合，从而形成我国经济增长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如果说国内环境建设、服务业建设、公共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拓展是在产业上提供动力，那在国际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的拓展则更具长期的战略意义。

2015年

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年

    《华夏时报》：除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等三大任务。

    赵锡军：我认为归根结底在寻找新动力上，如何通过改革来释放动力，比如说今年推出的在公共服务的管制、户籍改革、扩大社保覆盖面、农地流转改革、金融领域和国企改革等方面都要进一步推进和落实。

    《华夏时报》：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明年经济增长目标是否会进行下调？有经济学家预测2015年GDP增速目标会定在7%。你认为呢？

    赵锡军：会议提出“要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保持区间调控弹性”。既然是区间，就是带状而不是点状的，带状有起伏、宽窄，比如说7%是一个中心标尺，那么正负0.3或0.5都是正常的。我个人认为，经济增速还是要有一定底线的，但最好不要公布。因为除非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特殊情况，才会掉到底线。正常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应该是在底线以上的。否则，你掉到底线以下了，说明已经面临预料之外的情况了，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者动荡。

    《华夏时报》：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一个超大经济体，船大难转头，明年应该实行更积极的宏观管理政策。否则，经济增长就不容易了。你认为呢？

    赵锡军：这关系到我们对“新常态”的认识。“新常态”就是由于经济增速的变化，引发我们考察乃至经济增速的关系、思路、方法、手段，以及认识问题及对策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系列的变化。其实，很多人没有仔细琢磨“新常态”的内涵，更没有认识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内外的复杂环境。因此在判断经济形势的时候，又会继续沿用“旧常态”和“非常态”时的思维，这种心态调整不过来，思想就很容易落入“唯速度论”的窠臼。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GDP少了，便就要喊着建钢铁厂了，因为钢铁厂回报快嘛。

    《华夏时报》：“新常态”下需要考虑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以外的民生、生态指标，以及经济和社会各个部分联系的指标。

    赵锡军：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让你短期内完成多少总产值。说实话，如果真的搞出一个国际一流的医院，或者一流的科研机构，或者一流的大学来，其产生的效益可比一个钢铁厂高得多，而且更具可持续性。所以，习近平主席一直在强调，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因为他担心有人认识不到位，认识不透彻，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华夏时报》：此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曾指出，“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你能否具体解释一下这三个概念？

    赵锡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多年的积累，没有一个比较强健的制造业，那要做结构调整，要改革，难度就大得多。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领域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已经有全球第二大的经济规模，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产业架构；不同的地方，也都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如果某个地区调整幅度大一些，那其他地区可以做些弥补，这是指“韧性”和“回旋空间大”。所谓“潜力足”就是指上面谈到的几个新动力，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十足。

    《华夏时报》：2014年是改革全面启动的一年，那如何定位2015年呢？

    赵锡军：2015年应该是特别关键的一年。也就是说，能否把对“新常态”的认识做进一步的提升，理解得更深刻，能否通过改革、创新、拓展把前面提到的新动力找出来，能否继续推进改革、落实措施、总结经验，都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成败。可以说，2015年是决定成败的一年。

    《华夏时报》：看来，你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很乐观的。

    赵锡军：从目前决策层的决心、勇气以及推进经济改革创新工作上来看，在中央层面是没问题的。我担心的是，各项具体改革开放的措施、任务在地方会不会百分之百地贯彻下去，会不会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