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击埃博拉背后的政经难题
摘要：奖励机制的出现，既可以激发制药厂家生产疫苗的积极性，也可以在出现疫情时，及时有效地将其控制在初始阶段。
华夏时报记者 王晓薇 北京报道
在美国新泽西一家医院仓促搭建的白色帐篷中，凯西·希考克斯透过唯一的塑料窗户望向外界。她刚刚从塞拉利昂回国，在那里作为一名护士她与目前正在肆虐的埃博拉病毒斗争了将近三周，而如今她却因来自疫区被隔离。在隔离之前希考克斯并没有出现发烧和感冒的症状。
经过奥巴马的过问，在被隔离一天后，10月27日希考克斯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这位前线归来的英雄做了正确的事，却受到了无礼的对待。”纽约市长白思豪说。
希考克斯的遭遇的确令人同情，但是经由疫区往来而导致的埃博拉病例从西非蔓延至海外也让美国政府在选择这种隔离手段时变得无奈。
作为致死率高达70%的传染病，埃博拉已经让约5000人失去了生命，而随着埃博拉有可能进一步蔓延的风险加剧，阻击埃博拉已经成为了一场全球“战役”，而赢得这场战役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如何破解一道政经难题。
全球联防
据医学期刊《柳叶刀》在其网站刊登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在对来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进行分析后显示，埃博拉病毒的蔓延轨迹很有可能会是先欧洲，后亚洲。在调查了包括今年9月1日至12月31日，以及去年从西非埃博拉病毒蔓延最严重的三个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起飞的航班数据后发现，在从这些国家出发的乘客预计前往的目的地中，前九位中有六个是非洲其它地方，而其余三个均位于欧洲，分别是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之后第十目的地是中国，而已经有一个和四个埃博拉病例的马里和美国分别处于第十一位和第十二位，印度位列第十三位。而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和第二大的国家，埃博拉一旦在中印出现，后果将更加严重。在10月上旬，印度负责卫生、民航的相关部门已经制定了应对措施。而中国政府也已经要求全国的医疗机构加强预防措施。曾经在非典时期的应对经验将对中国的埃博拉预防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
目前伴随着人员流动，将埃博拉病毒完全隔离在西非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因此提前做出预防，甚至按照其有可能蔓延的轨迹，全球携手制定联防对策已经成为了接下来能否成功阻击埃博拉的关键。而在这其中，各政府之间摒弃政治分歧转而共享信息和技术则尤为重要。
其实埃博拉病毒已经被发现了40年之久，而大约十年前对于这一病毒的疫苗研发也已经取得了成果，之所以最终被搁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保密需求。由于美国和俄罗斯等国担心有恐怖分子将埃博拉病毒制造成生化武器，因此各国的疫苗研究和实验数据大多由这些国家的卫生部门完成，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制药公司并没有办法得到这些实验数据。因此阻碍了埃博拉疫苗的最终成型。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在通过修改相关程序向其制药企业共享其所拥有的临床实验数据。
而目前在埃博拉疫苗研发上走的较为超前的加拿大，其疫苗的专利权也一直归加拿大政府所有。如今加拿大政府已经将目前所拥有的约1000剂疫苗捐赠给了世界卫生组织。并开始在健康的志愿者身上进行疫苗安全试验。
因为政治需求，官方机构的实验数据被长期“隔离”，然而民间制药公司在研发埃博拉疫苗上的停滞却更多是出于经济原因。
疫苗经济学
正当埃博拉在西非蔓延时，两名最早受感染的美国公民却因接受到了实验性药物治疗，病情出现好转。然而伴随这一好消息而来的却是这种实验性药物的储备已经用尽。为何这种药物一直停留在实验阶段？而这种药物的储备为何又如此之少？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已经跳出了医学范畴而是一个商业问题，或者成为一个经济学问题。
制药公司的经营模式就是开发一种新药，并从中盈利。这种药物在市场中的应用范围和售价自然决定了制药厂商研发这种药物的积极性。因而在制药生产领域一直存在有一个似乎缺乏人道，但却是出于现实选择的现象——治愈“富贵病”的医药研发往往比治疗发生于贫困地区但危害更为严重的病症受重视。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1975-2001年上市的1500多种药品中，只有大约10种药是针对那些在贫困的热带地区多发的传染病。如今在西非暴发的埃博拉病毒所遇到的正是同样的问题。
据《纽约时报》报道，大约在10年前，加拿大和美国的科学家就已经宣布他们研制出了一种可以保护猴子不被埃博拉感染的疫苗，百分之百有效。然而之后这项研究便被束之高阁，直至有5000人因埃博拉死亡，整个西非地区疫情失去控制之后，这一研究成果才又被提起。而伴随着全球各国政府的慷慨解囊，埃博拉疫苗的实验速度也逐步加快。即使这样，从疫苗研发到批量生产，按照常规则需要2-3年的临床实验期，换句话说埃博拉的疫苗最快也将在2016年才能问世。这自然无法符合目前埃博拉病毒急速蔓延的需求。如果想尽快将实验室药物用于埃博拉病患，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将不得不承担双重风险：对于尚未完成全部试验结果的药物下达量产订单，并承担因药效不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与此同时，还要冒着使用未经完全临床试验药品所引发的道德风险。传染病研究员兼维康信托基金会主席Jeremy Farrar表示，他所负责的基金会已经为埃博拉疫苗测试提供资金支持。“如果疫苗最终被证实无效，我们可能会为不得不扔弃这些疫苗而感到遗憾。” Farrar说，“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承担这个风险。”
然而，即使世界卫生组织有勇气承担上述风险，制药厂商的生产能力也将无法在一时间满足该疫苗的量化生产需求。正在进行埃博拉疫苗三期试验的比利时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SK）公司预计，他们耗费250万美元也仅能生产出约50万剂的疫苗，然而治疗此次埃博拉疫情最终需要多少剂疫苗，则将是一个未知数。“埃博拉疫苗的市场需求一直不大。”得克萨斯大学加尔维斯顿医学分部的埃博拉病毒专家托马斯·W·盖斯伯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他也是此前提及的那种对猴子很有效的埃博拉疫苗的研发者之一。“如果大量生产，他们要卖给谁？有时候只有危机来临，才能引发人们的讨论，‘好吧，我们得做点什么了’。”
此次埃博拉疫情的暴发又一次将困扰医学界、制药厂商以及政府多年的一个问题凸显出来——究竟谁应该为疫苗的生产负责？
“疫苗属于特种药物，鉴于传染性疾病的危害性因此在疫苗研发上政府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 美国疾病预防中心（CDC）研究抗生物药性工作小组的创建成员之一，也是美国波斯顿大学卫生法项目联合主任凯文·奥特森说，“我们无法去改变医药公司盈利的本性，但我们可以通过某种程度的补偿或是奖励来敦促医药公司生产或研发我们需要的药物。前提是该医药公司将放弃对这种药品的销售权。”
奖励机制的出现，既可以激发制药厂家生产疫苗的积极性，也可以在出现疫情时，及时有效地将其控制在初始阶段。而在政府介入之下，疫苗的生产似乎也已经成为一个无关医学或者道德的问题。如果用经济学概念来理解，这也许只是一次通过“引导”研究力量进入被忽视领域，以此控制病毒危害性蔓延的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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