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崩溃不符合各方利益

    G20是新旧大国（强国）组成的，也包括了具有代表性的地区组织和中小国。“新兴大国”难以取代老牌大国，老牌大国离不开新兴大国，世界秩序走向复合、多元，全球合作是必须的。这是世界目前的现实，此种现实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不会改变。

    如果把世界秩序类比（analogy）一种议会民主制的国内秩序，目前的世界，“新兴大国”及其最近才开始的联合如“金砖国家”集团（BRICS），仍然仅是世界秩序中的一种集体的“反对力量”（a global opposition force）。此一在一些主要“议题”上而非全面地合作的反对力量在短期之内仍然不会在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相当于在国内执政）。金砖国家之间有的差异仍然是难以逾越的合作鸿沟。但是，西方统治世界的绝对优势历史性地不再了，其相对优势地位也遭到了“金砖”集团的有力挑战。如果“新兴大国”在国内励精图治，改革转型获得成功，则其世界地位总体继续上升；如果世界大的和平局面得以持续，大国关系的规则得到改进（中国目前在力推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掌控世局的旧的大国大体接受世界秩序的“和平轮替”，“新兴大国”和平地上升为世界秩序的“执政力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幸运的是，G20应运而生。在21世纪，全球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是必要的。G20就是大国协调的一个理想模式。或者说，G20为21世纪的大国协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框架、平台。这个框架从消极的角度看，不仅可以让大国在共同的危机面前“同舟共济”，而且可以管理、控制大国之间的冲突；从积极的角度看，可以实现大国之间的深度、全面的合作，甚至形成真正的共存共荣、多元复合的新世界秩序。

    然而，这些仍然仅仅是理论上的，G20尚未成功却面对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目前的危险发展是，在度过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后，G20如同其它一度特别重要的多边论坛，也逐渐丧失“外交势头”（diplomatic momentum）。

    G20为什么和如何失去外交势头？欧美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否在不可避免地弱化？美欧代表的“西方的自由秩序”（western liberal order）是否在收缩、排斥中国和俄罗斯？

    G8和G20这些东西，一度被西方认定为是“西方自由秩序”的成功的延伸（扩大）。在金融危机期间，美欧成功地利用了“新兴经济体”。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和欧洲爆发，在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西方（美英自不待言，G20的发起国和欧洲央行总部所在国的德国等）都不约而同或者一致同意要启动G20并让其升级为峰会，以便让“新兴经济体”参与“危机管理”。一时间，G20被认定是“危机后”或者“后危机”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代表：已经确立起世界地位的西方主要国家（established powers）和国家集团（G7、EU）及“新兴大国”（emerging powers）在新的框架下合作：“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金融危机最惨烈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被美欧要求必须为解决金融危机做出贡献。

    然而，这些新兴大国并不想被简单利用，而是想进一步“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甚至要求在现存世界秩序中与老牌大国分权。具体来说，“新兴经济体”要求改革现存的国际金融秩序，要求在IMF和世界银行中占据更大的发言权。

    西方利用“新兴大国”是一回事，但与“新兴大国”在他们控制的世界秩序中分权则是另一回事。即使欧洲的多数同意分权，美国还是不愿意这样做。有关分权的一系列主张和方案不是被拒绝，就是被搁置。

    美国在IMF改革那点“小”但象征意义很大的事情上也不肯让步，迫使G20丧失了一个其存在的理由，即“新兴大国”通过为“自由秩序”做“贡献”而在其中获得更大的地位、影响。

    除了上述IMF的“分权”外，诸如澳大利亚学者怀特（Hugh White）等主张在地区秩序与全球秩序中美国要与中国分权，也被否定。

    不仅如此，尽管俄罗斯于2013年在圣彼得堡“成功”轮值了G20，但是，俄罗斯的G20轮值主席国（presidency）作用并没有挽救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俄罗斯在举办G20之后被“开除”出“自由秩序”，事实上G8时代已经终结。“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和平融入建立在自由市场和民主基础之上的西方世界秩序的希望已经落空。”

    2014年，西方全面制裁普京政权下的俄罗斯。当然，俄罗斯不是中国，中国还不具备制裁别国（尤其是反制裁）的能力，俄罗斯却在一些方面具有反制裁西方的能力。

    2014年也许注定是未来历史学家眼中的转折点。俄罗斯在被开除出G8后，G7在与俄罗斯对抗下恢复，而BRICS则在巴西开会。这是否预示着全球政治对抗的加剧？这一加剧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

    在其它发展方面，西方试图生产和控制“新一代世界贸易规则”。“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两个谈判无非是为了制定21世纪的全球经济规则。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均不在这些制定规则的谈判中。“新兴大国”不甘于被排斥，也在努力做同样的事情，如金砖合作（BRICS）和亚洲地区经济合作（RCEP）。

    俄罗斯在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恶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在恶化中。美国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是其主要的对手。美国把中俄推到一起。

    澳大利亚（2014）和土耳其（2015）主办G20，如同韩国（韩国在2010年成功主办G20），这些在世界秩序中的“中间强国”也许还不足以带动G20找到新的方向，更不可能挽救G20，因为这些国家无法让美俄、美中之间避免冲突。

    总之，美欧和“新兴大国”都可能失去一次通过全球大国之间的协调（如G20）构造新的世界秩序的机会。如果局势恶化，世界就将再次分裂。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应该、能够沟通西方和非西方两大部分、协调新旧世界秩序转换之际的差异与冲突。中国的“折中”性（the eclectic）是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性。

    中国是“一只脚”显然已经跨进“西方自由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仍然、也永远在非西方的世界中。这是当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现实，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复杂互动的后果。任何有效的中国新的外交政策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中国尽管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主动“对外开放”且开放的非常彻底的国家，但是，在经济上“融入”西方，却在政治上与西方的摩擦不断。“事实上，在西方各国的眼中，中国只是一个重要的供应商而已，连G8组织都不让中国加入，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甚至不如俄罗斯。”

    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政治已经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无疑正在艰难地探索中，但从意图和意愿上看，中国不是试图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发动一场取代美国和欧洲主导的自由秩序的战争；中国也不是与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分庭抗礼，联合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另起炉灶。中国的对外战略实际上是两种东西的混合：在旧的美国、欧洲主导的自由秩序中，改革（“民主化”）这一秩序，使这一秩序更具有全球性质，更加合理（正当）；另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力图成为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者。G20正好是这样一个平台。从中国的角度看，G20如何成功，才代表了现实的可持续的世界秩序。

    在双边关系方面，中国正确地努力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就奠定了21世纪世界和平的最重要基础之一。

    但中美不冲突、不对抗并不取决于北京和华盛顿的两个政权，而取决于中美之间的经济（金融）关系的结构的演变，即一种新的金融平衡或者稳定是否形成。目前，一个积极的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成为继欧洲之后第三大全球金融力量，降低美元的霸权地位，从而使得中美关系有所均衡化。一个在金融上均衡化的中美关系才是“新型大国关系”。

    在多边方面，G20对全球和平至关重要，即通过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达到全球和平。世界各个主要的金融势力假如不需要战争，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

    G20必须达成协议，赋予中国等新兴大国在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中有足够的发言权。让中国作为金砖国家集团的成员之一与G7等进行协调，迫使G20成为既非西方的统治，也非大国冲突的场所，而是大国合作，缔造新旧大国之间的妥协、协调、合作。

    我造出一个新词，Concert of groups （CG）。如果G7和金砖国家集团之间冲突，则不会有G20，只有G7和金砖集团之间协调、合作，才有G20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