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我希望是一棵全天候的树

    在韩寒首次执导的电影《后会无期》上映近一个月，票房飙升至近六亿时，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的一篇“讨寒”文章：《“天才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再次把韩寒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肖鹰用“虚无”和“反智主义” 将“天才韩寒”、“公民韩寒”到“商人韩寒”一并打倒 ，可谓火药味十足。韩寒并未回应，文化界却再次出现了站队的现象：“反韩”与“挺韩”，再次撕裂着知识分子族群与媒体。

从文化界到娱乐界

    几乎是在大众默认韩寒转型成功的同时，肖鹰的一篇“讨韩”文章，无非是说出了韩寒与郭敬明所代表的消费文化符号的实质，他们都是市场化塑造的大众文化偶像，只是各自代表不同的群体：郭敬明是物质主义的代表：一切消费至上；韩寒则是个性化的代表：叛逆、积极，用理想包装背后的虚无，这些都在他的电影《后会无期》中有所体现，只是很多寄予韩寒过多期望的人不愿意被点破。

    肖鹰认为韩寒、郭敬明都是无底线迎合和刺激恶俗市场趣味。这就让挺韩的知识分子陷入两难困境，韩寒究竟是反体制的英雄，还是用反体制的姿态在获取商业利益？

    而在这一过程中，韩寒恰恰是市场化的受益者，从小说《三重门》，到博客杂文，直至最近的电影，他都是市场经济的宠儿，这一点他与郭敬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郭敬明是迎合恶俗趣味，所以从来都不会招文化界待见。韩寒不一样，在很多人眼中，韩寒恰恰是反体制、反商业、反恶俗的文化偶像，所以肖鹰的文章一出来就激起很大波澜，初看之时眼前一亮，以为方舟子所揭“韩寒代笔”有了新的证据，殊不知是揭开韩寒“反智主义”的外衣。

    但肖鹰近乎说教、“文革式”的言语已经过于老套和僵化，因此无法获取支持他观点的知识分子站队：因为严肃的批评需要严谨的分析与论据，而这种概念化的批评又无法让网络读者认同，这就使韩寒的声誉没有下降，反而使他成为了一个新的文娱符号：我拍电影不是为了票房，我是在拍真正的电影，不是在拍马屁。

    在韩寒看似叛逆的话语里，其实隐含着年轻观众的需求，在看腻了《小时代》等低智化的电影后，突然有一部承载我们梦想与叛逆青春的影片出现，总归是有眼前一亮的惊喜。至于影片本身的质量，很多人并不会从专业水准去要求韩寒，毕竟他是一个写小说的，这多少占了跨界的便宜，这也是韩寒的聪明之处。“他们说我不是专业写小说的，我写小说成了，他们说我不是专业赛车手，我玩赛车成了，他们说我没有拍过电影，但我也成了，一切只要去做，都会成功，因为不是专业的，在做的过程中别人就不会过多要求。”

    韩寒说自己赶上了电影的一个好时代，的确他赶上的点都非常好，从当初离开学校写小说、玩赛车、写博客，他都在新事物出来时迎头赶上不拒绝，并能引领这股消费潮流，这就是韩寒的符号意义。

    韩寒说，这是一个台风来了猪都能飞的时代。但是，我不希望自己是猪，因为风停了，我们就摔死了。我也不奢望自己是风，我希望我们是一棵全天候的树，可以杵在这里。这就是韩寒的哲学，他无意做会飞的猪和风，只要做一棵站在那里的树就好了，只要立在那里，让人不舒服就行了，但不会去推倒或者建设什么。这可能就是韩寒从精英向娱乐符号的转型，只是知识分子要一厢情愿地把他拉入严肃文化的领域，要反对什么建立什么新的价值体系。但他从来都不是，他是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文化兴起时的“少年作家”，这本来就与严肃文学没有关系，但是像白烨等文学评论家总希望把他划入“80后作家”代表序列来审视中国的文学创作，结果就把韩寒推向了反体制的阵营中， 这也是肖鹰所不满韩寒的反叛所导致的虚无的原因。因为他不过是用反体制的姿态来获取公众的情绪化认同，然后转化成商业符号，获取自己的粉丝经济效应，他从来不对文化本身负责，这恰恰是年轻一代偶像区别于60后精英的地方：所有的反抗和诉求最后都导向商业和消费，所有的严肃性都会被消费主义消解。

    这才是肖鹰批评韩寒主题所在，很多媒体人不明白在5年之前曾夸赞韩寒是“一位很好的社会批评家，其出色程度远超过他作为作家的表现”的同一个人，为何在5年之后要“清理韩寒符号带来的文化破坏”。

    事实上，在这几年，我们已经被消费主义和商业所裹挟，所有的严肃性很快就被商业自行消解，这才是知识分子的焦虑所在。韩寒，郭敬明，还有无数的符号和偶像，这是商业时代的需要。

我的梦想就是拍电影

    不过，有梦想总比没有梦想好，贩卖积极、理想总比比烂要好，这是韩寒与郭敬明最大的不同。

    韩寒在新书《告白与告别》中，说了自己的四个梦想，第一个梦想是当科学家，没来得及实现，第二个梦想是当作家，实现了，第三个梦想是当赛车手，也实现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梦想是当导演，目前来看也是实现了。他从自身经历验证了自己的“中国梦”，只要努力去做，不管别人怎么说，你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的时代。

    这一点，想必很多人会有不同的感受，也许很多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而往往处于无奈中的人总是希望看到成功的榜样而不是失败的故事，所以韩寒的《后会无期》不是在讲故事，而是一段“在路上的经历”，既没有煽情的爱情戏也没有狗血的情节，一切都是点到为止，这也避开了韩寒的短处，而把自己的赛车经历、无往不前的积极进取形象融入了进去。

    韩寒说他为何特意回避“爱情”这个主题，他认为自己有一套对爱的美学处理方式。“那种男女一相见就荷尔蒙激发的句子，我不会去写的，最多是淡然带到一点点。写得越详细，越破坏质感。我不喜欢看那种特别激烈的争吵、拥吻、上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在那里天天接吻，在其他影视作品里都看过一万遍了。”所以他在他的电影里，把大致大家不喜欢的东西和所反对的既定的模式都加了进去，这让喜欢他的粉丝觉得韩寒的电影很有新意。

    不喜欢他的人，会觉得他的电影不知所云，而他恰恰是要表现没有结果的结果、没有反抗的反抗，这也是昆德拉所表现的“媚俗”，但却让年轻人找到了形而上支撑自己虚无观念的证据。这才是电影获得高票房的原因，人们需要为自己的无目的生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富豪榜”上的作家

    韩寒说他并不是在做粉丝电影，他是在做自己喜欢的电影，他当然希望票房越来越好，但并不是奔着票房而去，这就让他区别于目前的商业电影，一切从个性和个人喜好出发。但在谈到究竟是想做商业上成功的电影还是艺术电影，他却显得含糊而暧昧，“但无论商业还是艺术，我最愤恨的是没有亮点的、看不见才华的电影。”

    他觉得自己的观众并不是一般的粉丝，他们的判断、眼光非常独到而不是盲目消费，他们会客观冷静地审视作品，韩寒说自己根本忽悠不了他们。韩寒觉得只有走出自己的小世界，甚至背弃所谓的那些粉丝，才能走得更远。

    这就是韩寒的精明，他一定要走与《小时代》不同的路，要找到不同的宣传策略，那就是暗合大众潜在的精神需求，但同样是迎合，其高下还是有区别。

    韩寒并不反对市场和商业，因为他正是市场化的符号和受益者，但一定要以反恶俗作为包装。在2006年我们策划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他作为排在榜首的作家，其实评选过程很不严肃，当初我们无法找到完整的统计数据，而是实习记者根据作家当年所出版的书的印数乘以版税进行核算而得来的并不准确的数字，一些严肃作家像余华、莫言等并不愿意公布自己的稿费和其他收入，但韩寒作为年轻作家代表却愿意接受采访，并把自己的代言等其他收入计算进入，结果他就成为了排在榜首的80后作家，如今“作家富豪榜”被当初参与的记者做成了一个文化品牌，同样可以看出作家心态与社会心态变化。

    是应该迎合大众还是保持距离，作家与财富是否应该画等号等等，这些至今还在困扰着很多作家。但这些对市场化起来的作家却没有禁忌，他们喜欢回应公众对财富的热望，从而把自己塑造成财富明星获取眼球效应，并派生出现在的粉丝经济学。

    所以说韩寒从文化符号向文娱符号转型本没有什么本质变化，都是在顺应这个时代的商业需求和文化需求，他并不是一个文化斗士。

（作者为本报文化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