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北京最难入学季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维辉 北京报道

　　北京2014年幼升小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对于家长们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6月16日晚10时许，北京市东城区教育考试中心门前，一群带着马扎、雨伞、操着外地口音的人正在此排队，为了明天开始的2014年“幼升小”适龄儿童信息审核。午夜时分，大雨倾盆而至，人群被迫转移到对面地坛公园北门的屋檐下，但仍不断有家长冒雨前来，加入排队的行列。

　　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够拿到一纸借读证，因为北京市提高了入学审核的要求——非京籍家长给孩子办理借读证需要备齐“五证”（由于证中有证，实际上是15个证件），个别区县如东城、朝阳、通州、丰台等还有一些特殊规定：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不仅要居住地在该区，且工作地也要在该区。

　　在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易鹏看来，门槛提高的背后是北京市控制人口政策的升级。而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教育资源缺口。

　　智诚恒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文政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从1995年到2012年，北京的小学数量由2867所下降到1081所，缩减62%，但这并不代表学校容量已经饱和了，就在公立学校满员的同时，一些民办学校却因为新增加的“五证”审核要求招不到学生。

上学难

　　刘女士，湖南益阳人，2000年来京务工，目前家住海淀区清河安宁庄。小女儿悦悦，2008年出生，今年正好上小学。5月19日，刘女士来到清河街道提交入学材料，被告知必须提供所租住房屋的房产证。而她租住的房子是原先清河毛纺厂的公房，没有房产证，所以无法提供。

　　无奈之下，刘女士重新租了房子，补充了房产证明。但由于住址变更，暂住证又需要修改。相关政策要求，暂住证“有效期限”的起始时间应在2014年3月1日之前，按照审核部门的解释，住址变更，暂住证有效期限也随之变更，所以不符合“3月1日之前”的要求，仍旧不能接收材料。

　　从那以后，刘女士每星期都要往海淀区教委跑几趟，询问相关政策，解释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够通过审核，但至今也没能成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小悦悦就只能回户籍所在地——河南开封读书了。

　　其实不光是刘女士，今年非京籍学生家长普遍感觉入学很难，已经有人考虑或已经打道回府了。

　　而对于今年幼升小政策提高门槛，北京户籍的家长大多表示拥护。以前，非京籍学生通过租房可以上重点小学，而京籍学生则被政策限制不能择校，很多家长都认为显失公平。

　　但是，也有少数京籍学生被政策卡住了。牛颖（化名）是北京通州的“土著”，小学就读于中山街小学，毕业以后家里搬到了红旗家属院，户口也随之迁了过来。她一直觉得，自己长期住在这里，有房有户口，孩子上学肯定没问题，没想到也遇到了意外。

　　6月14日，当她来到东方小学提交材料时，被告知自己属于“三代一本”（三代人在一个户口本上），房屋产权人是爷爷奶奶，同时牛颖不是独生子女（牛颖还有一个哥哥），这种情况老人必须立下遗嘱，由入学孩子的父母继承该套房产，并进行公证。

　　6月16日星期一，牛颖来到附近的潞州公证处，经过咨询才知道，遗嘱公证并没想象的那么简单，需要提供很多材料，而且时间最长要一个星期。此时的她已经方寸大乱，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办理公证。工作人员说，需要提供医院开具的老人精神状态正常的证明，丧偶老人还要提供民政局开具的未再婚证明。为了这些，她67岁高龄的老母亲也不得不顶着高温，去了2次医院、2次街道办事处、2次派出所，以及1次婚姻登记处，最终总算把公证办好了。

　　但是，当6月17日早上，牛颖拿着补充齐全的材料再次来到东方小学报名时，却被告知名额已经招满了，只能调剂到别的学校。听到这个消息时，牛颖顿时感觉“心一下凉了”。

　　牛颖表示，类似自己这样的情况，当天一起排队的还有8个。同时，京籍没有房产的还有很多，听说也有不少人被调剂了。

教学缺口

　　为什么提高入学门槛？教育资源缺口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   

　　黄文政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历史数据做过统计：过去20年来，不管入学人数如何变化，北京都一直在缩减小学和初中的学校数量和专任教师数量。从有数据的1995年到2012年，北京的小学数量从2867所下降到1081所，缩减62%；专任小学教师数量从6.2万下降到4.7万，缩减24%。而从有数据的2003年到2012年，北京的初中数量从434所下降到341所，缩减21%；专任初中教师从3.4万下降到2.0万，缩减41%。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生源减少。而教育资源减少的同时，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却从1995年的1251万增长到2012年的2069万，增幅65%。尤其是2007、2008两年扎堆出生的“金猪宝宝”和“奥运宝宝”，如今已经到了入学年龄。4月22日，北京市教委主任线联平做客城市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时透露：今年北京小学入学人数将达到17.6万人，比去年增加1万人。

　　不过，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看来，“缺口说”并不足以解释全部问题。与城区部分学校的火爆情况相比，一些专门招收打工人员子女的民办小学却“一个孩子都招不到”。   

　　北京市昌平区智泉学校高峰期曾有1200名学生就读，但据媒体报道，该校截至16日没有收到一个学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民办学校今年也新增了“五证”审核的要求，所以许多打工者因为拿不到“五证”而被拒之门外。

北京控人

　　而在易鹏看来，北京市提高入学门槛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控制人口规模。

　　去年底的全国城镇工作会议提出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总体纲领，今年初的北京两会又将“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列为2014年北京市的首要任务。从那以后，北京市就不断传出人口调控的各项政策和传言，如地铁涨价、动批外迁、阶梯水价等，入学难不过是其最新注脚。

　　而此次，通过教育手段控人是否合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向本报记者表示，历史地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倒退。异地高考政策已经破冰，基层的义务教育更应该放开，不应该拿教育作为控制人口的手段。

　　张车伟表示，新型城镇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即工作生活很长时间的人口没办法享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即使要控制人口，也应该通过合理规划城市功能、调整产业结构、进行更合理的城市化布局来实现。歧视外来人口、拒绝外来人口迁入完全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黄文政表示，长期以来，我国人口政策存在一个基本的认识错误，就是把人口当做负担。在国外，人口其实是最重要的资源，是各个地方都在争夺的财富。

　　不过，张车伟表示，从经济学上来讲，人口聚集会提高效率，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但人口过多，增长过快，也有其不利方面，会造成住房、交通、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正确办法是均衡发展，平衡效率与承载力两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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