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陈希我：我为什么要揭示痛苦

    继《抓痒》、《冒犯书》之后，陈希我新的中篇小说《我疼》再次把读者的视线引向家庭伦理困境——无数个体的病痛个案，它们重合成一幅现实苦难图景，这些因由身体导致的痛苦最后变成了家庭、社会文化悲剧，他让我们不得不去直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的痛苦恰恰是因爱的捆绑，而我们如何摆脱“孝文化”、“活命文化”，让身体自由、个体生命价值彰显无疑是人类社会普遍遇到的问题。只是他逼近黑暗、揭示人类真实困境的写作还是为部分评论家所不能接受，觉得其太过残忍，而陈希我觉得只有这样的逼近才会揭示真相。在几天前举行的“陈希我作品研讨会”结束后，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他。

残酷的现实时刻

在逼迫着我们

    《华夏时报》：新书《我疼》与《冒犯书》一样，也是由几个不同的中篇小说构成，但它们由内在的主线串联，《我疼》也一样，也是由不同的“疼”构成，当初是怎么想着把它们串联成一部小说？

    陈希我：一方面是形式上的考虑，《冒犯书》出来后，发现这种形式挺受读者欢迎。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很难去啃一个大部头作品，但短文章又可能容量有限，看着不过瘾，所以这种由一个主线串起来的系列小说是最适合阅读的。当然重要的是需要一个主题，《我疼》的主题跟之前的《冒犯书》相比有了变化，《冒犯书》中心词是“冒犯”，《我疼》是“冒犯”中有悲悯。这也是我的写作变化。

    《华夏时报》：《我疼》叙述者是女人，站在女性立场看世界，有它的敏感性，但容易变成一种“想当然”，可能也是女性读者和女性文学批评家不太认同的地方，觉得你有意放大了生活中的极端现象，如同上帝在审视这个世界的苦难？

    陈希我：作为男性作家，扮演女性角色确实有点踌躇。但我最后还是坚持把主人公设计成女性。主要因为女性角色容易凸显疼痛这个问题，女性跟疼痛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女性容易受伤、敏感，还有生理疼痛、生育疼痛，构思首先要考虑最能淋漓尽致表达我要表达的。当然也许会落入“想当然”，但我想这不是作家性别的原因，男性作家观察女性有时候可能比女性观察女性更清楚。何况我的小说并非写实，而是象征，所以以女性为主人公，只是为了取得一个最好切入疼痛的视角，所以放大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是我的策略。

    《华夏时报》：《母亲》在杂志上发表时，你在访谈中谈到了写这篇小说的初衷，无疑有自己生活的体验，你目睹了两个老人：奶奶与妻子姥姥的死，她们死得那么痛苦，病痛缠身却不得解脱直至丧失所有的尊严。这种状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陌生，但很少有文学作品去触及这个问题，会不会有人觉得你的揭示太过残忍？

    陈希我：《母亲》发表后反响非常强烈，被几乎所有选刊转载，还参评了“鲁迅文学奖”。不少人给我写信或者打电话，诉说他们同样的遭遇。写之前就是觉得几乎没有人写这类题材，我一定要去写它。中国人习惯于回避残酷，但残酷的现实时刻在逼迫着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当然我并非为揭露而揭露，我的内心一直有着深深的悲哀。这是我们共同的困境，我们都是可怜的人类，只能希望“安乐死”得以实行。

回避真相之上的人

伦是脆弱的

    《华夏时报》：“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一个“活命”哲学，也形成了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不去讨论死。无数人无不在现象和本能的“活着”中挣扎，也就无法触及生命的本质，你用小说去再现这些非自然死亡过程，是不是对这种人伦文化的质疑？

    陈希我：美学家李泽厚有个说法，如果说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则是“乐感文化”，他说《论语》开篇就谈论“乐”。这当然是很聪明的生存哲学，但这也容易让我们这个民族缺乏苦难意识，浑浑噩噩。中华民族至少在近百来年遭受了不少苦难，但并没有认真去对待它们，所以不断“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对苦难不能正视。毕竟困境摆在那里，不会因为你回避就不找你。回避真相之上的人伦是脆弱的。

    《华夏时报》：自杀向来被看成是对生者的不敬，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冒犯，所以“求生”被看做是最高的哲学，相对的，求死就成了逃避和胆怯，所以即或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他也要无限痛苦忍耐着活下去，而你小说的人物都非常决绝，他们都主动迎向死，使我们看到生命最大的悲哀在于人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

    陈希我：我们常常被爱所绑架。我曾经有一部小说《大势》，就写到父亲用爱绑架女儿。《我疼》这本书里也有许多被爱所绑架，比如父亲为了表现出坚强，在女儿面前忍受着癌症的疼痛，不肯吭声；比如母亲不能忍受绝症的折磨，哀求放弃治疗，但被子女绑在病床上。我的祖母生命最后的20年就是在病床上度过，极为痛苦，她想爬上窗户跳楼，但又怕子孙名誉受损。《冒犯书》里有个叫《补肾》的，也有这情节。前几天台湾艺人于佳卉自杀，也有不少人不分青红皂白认为她不能死，他们觉得这是为她好，但丝毫不去感受她的处境，他们只觉得自己是爱她。爱是容易的，但理解的爱是不容易的，这才是真正的爱。

    《华夏时报》：《母亲》中的母亲几次求死不成，最后是如此不堪地被一次次从死亡的边缘中拉回来，儿女们也知道老人的痛苦，但他们无法承受“杀死老人”的社会代价，这就成了“孝文化”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其实这也是目前我们的社会困境。

    陈希我：平心而论，当对方痛苦分明摆在你的面前，特别对方是亲人，人们也并非都麻木不仁，但是伦理在束缚他们。比如《母亲》里，母亲要放弃治疗，作为子女就答应吗？亲情不允许子女这么做，孝顺孝顺，孝容易做，顺不容易做。我不知道中国历史上“孝文化”是否有真实的实践，如果有，那么它就是由成千上万长辈的痛苦竖立起的牌坊。

    即使从理性上考虑，老人要放弃治疗，谁敢第一个答应，谁就要背着“不孝”甚至“杀人”的骂名。再说，即使大家达成共识，放弃治疗，放弃治疗后的母亲却又本能地要求生了。《母亲》写到这里时，我产生了真正的无助感。但这还没完，母亲被放弃治疗，去世了，当初答应放弃的子女难道就会心安理得吗？负罪感会不会伴随着他？我在构思写个《母亲》后续的事。

我追求黑暗底下的光

    《华夏时报》：你在《抓痒》中也写到这种极端的痛苦，《我疼》更是各种各样的疼，但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出路？生命完全是幽暗的旅程，而更大的痛苦是无法主宰自己的身体，精神的完全快乐就无从谈起，这也是我时常追问的问题，我们如何在尊重个人意愿与社会文化之间做出抉择。

    陈希我：解除人类痛苦，我们能做得确实十分有限。也许西方人更智慧些，他们把苦难转成存在感。什么是存在感？比如我们身体里的器官，平时不觉得它们的存在，感觉到它们存在时，一定是它们有毛病了。有痛感才有存在感，而存在感能够让我们跟动物区别开来，进入精神领域。我在书的“引”中用了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的话：“只要我们不曾感受到不舒服、苦难，或者悲痛，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拥有心、胃、肺等器官。生理上的苦难或创痛，它能向我们展现自己内心的精髓。而精神上的苦难或创痛也同样真切。因为除非我们受到刺痛，否则我们从来不注意我们曾拥有一颗灵魂。”

    《华夏时报》：《我疼》既是身体困境，也是社会困境，更是文化困境，我们的文化是从整体性出发，而并未从个体尊严和个人价值出发，所以才有这样那样的疼，但就是无法结束这种疼，这可能是一些读者会觉得你的小说不够悲悯，没有给黑暗的生命一点光亮的地方。

    陈希我：我一再强调我的小说是有光的，我追求黑暗底下的光。但首先必须黑暗，这光，绝对不是牧歌式的。不要以为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解决，财富上的问题也许能够解决，灵魂上的问题却难以解决；也许灵魂上的问题还可以解决，但肉身上的问题却很难解决。生老病死，即使到了再先进的国家，问题仍然存在。正视黑暗这就是悲悯的开始。我曾经说我的《抓痒》写的是爱的坚守，很多人不理解。一对夫妻彼此厌倦了，在我们这社会，他们可以离婚，可以搞婚外恋，可以去嫖。但他们都没有做，他们虽然在网络上把对方虚拟成别人，但毕竟是守住彼此。这不是爱的坚守吗？我觉得许多人读我的东西太粗疏，当然也许是我的思维方式他们不理解。从《我疼》这本书看，生命固然黑暗，但他们都试图摆脱：丑新娘在有了自己美丽的照片后，把其他照片烧毁，把自己肉身毁灭，让人们从此只认得她是一个美女；一个有钱但身体被人嫌弃的富婆，在得到一个虚拟的拥抱后，趁着幻觉未灭自杀了；一个家庭，活得好好的，却在考虑生存价值问题，这不是理想主义在闪光吗？当然这可能是我自己界定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