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坡：写作是最寂寞最高贵的手艺

    “劈柴、喂马、种菜”，这本是诗人海子的理想，可尽管如此卑微的理想却因现代化浪潮而中断，诗人去了另一个空间。在经历了经商、写文学评论、喝酒谈天后，诗人何三坡自2005年开始在北京燕山脚下践行海子的理想。
    这一年，何三坡把家搬到了北京郊外的燕山，那儿有树林、灌木和湖水。他决心一辈子都在那里跟喜鹊、蜗牛和花草盘桓。事实上，在此之前，在1994年，他就把家搬到了十三陵，试图过一种田园生活，自己教孩子读书，但由于妻子执意要把孩子送到城内学校，后来他才回到市内开图书公司，过一种俗世生活。几年后，他因眷念山林又搬回了燕山，每天与自然对话，在此期间他写了不少自然、鸟类等诗歌。
    “我现在最想成为一只鸟，在一株松树上安家，每天能与另一只鸟说说话。”燕山脚下有树林、灌木和湖水，何三坡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完成了他的诗集《灰喜鹊》，定价98元，扬言要卖出100万元，而被圈内人视为狂人。
    “我本打算在山中做一匹豹子，待在黑夜里，不捕猎，不叫唤，不为人知。”却因一次偶然机会受邀为崔永元的“新锐导演计划”做评委，而勾起了一颗蠢动的心，从此有了电影野心。
    他用3年时间写了三个剧本，试图去挑战现有的电影格局。
    按他的说法，三个剧本，按好莱坞分类，分别是爱情、悬疑、战争。
    一个是胆怯少女与12个星座男孩的爱情冒险；
    一个貌似连环杀人，貌似007，其实是快马追不上乌龟的荒谬故事；
    还有一个写的是孩子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三个故事，说的是宽容、仇恨和美。是关乎人性之海的探寻。
    该剧本即将出版，本报记者提前与他做了电影、诗歌的对话。
    

    只有好编剧 才能做好导演
    吴小曼：从最早写诗、做出版、写文学评论到最近转向电影剧本，是追赶时尚还是尝试不同的表达？
    何三坡：我的前半生追风逐异，惟新是求，好像是个经历足够丰富的家伙，但仔细回想，我花在诗歌上的时间足有20余年，而花在出版和文学评论的时间都不到一年半，现在，我几乎可以确切地告诉你，我会在电影这条路上花去我余下的光阴。归结起来，无论写诗、出版、评论还是电影，好像都是基于对文学持久的热爱。
    吴小曼：你军艺同学很多都成了天价编剧，比如石钟山、麦家、朱秀海，甚至阎连科、莫言，还有诗人邹静之等，你从诗歌转向编剧是否是受他们影响？
    何三坡：影响非常恶劣。我一直记得，20多年前，谢飞老师跟我们上影视课时语重心长地告诫过我们，写作是世界上最寂寞最高贵的手艺，你们要保护好这份寂寞，千万不要进入影视界糟蹋了你们的才华。但是，这些年，看到同学们都在争先恐后糟蹋自己，我也身不由己。
    吴小曼：前一段时间，编剧李樯的《致青春》出版，引起编剧们热议，现在听说你的三个剧本即将出版，是希望有人买走你的剧本吗？
    何三坡：不不不，我不卖剧本，出版它们只是基于两个想法：一是版权保护，二是希望与有眼光的影视公司一起合作，我要自己做导演，将它们一个个拍出来。
    吴小曼：做好编剧就可以了，为什么非得做导演？你没有导演经验，会有人接受你吗？
    何三坡：没恋爱过就不能恋爱，没结过婚的就不能结婚？阿巴斯做导演之前只是个写诗歌的广告人；塔可夫斯基做导演之前只是一个诗人的父亲。我在一篇访谈里说过，诗歌是宫殿，能够写好诗歌的人，可以盖好世界上任何一栋房子。
    我知道这个行当里有许多腐朽的规矩，比如，你必须先做场记再做副导演才能做导演。但我不这么看，我知道黑泽明说过一个秘密：只有好编剧才能做一个好导演。
    吴小曼：这一阵，作家拍电影好像成了一种风潮，自郭敬明《小时代》大获成功之后，韩寒也在拍他的第一部电影，前一段据说刘恒也做了导演，作家做导演的优势何在？
    何三坡：电影史上，作家拍电影由来已久，至少应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新浪潮”和“左岸派”。其中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是作家和影评家，没受过专门训练，而且他们大多集编剧、导演、制片于一身，更多地表现出个人的创作风格特征，因此被称为“作家电影”。阿伦·雷乃的《广岛之恋》和罗布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当代作家最先做导演的也不是郭敬明，而是王朔、朱文。他们都拍出了独具气质的作品。
   

    我愿随波逐流
    吴小曼：你本来在山中写诗，为什么突发奇想要拍电影？
    何三坡：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发现电影界大都是一些文盲，门槛太低，也许还能容得下一个诗人；二是一个伟大的影像时代到来了，我愿随波逐流，贡献我绵薄之力；三是我热爱电影，对世界有话要说。聂鲁达说得好，世界太愚蠢了，总该停下来听一听诗人的意见。
    吴小曼：你提到所有的美都是创造出来的，如何把诗歌的美感带到电影剧本中，通常戏剧是要追求情节和冲突的？
    何三坡：追求情节与冲突，是电影和戏剧的基本追求，这就好比我们从一座城市到另外一座城市，我们首先得有一张车票。但你可以开一辆坦克或者飞机去。还可以在途中带上一个美女。你要说，这种做法的可能是无限的少数人，但就是因为这无限的少数人让我们喜欢上了电影。
    吴小曼：序言中，好像你对《开往南京的火车》最为看重，但我们知道，关于南京，已经有过《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了，为什么你还要拍它？
    何三坡：影响人类进程的特殊事件，往往会有伟大的故事产生，因为其中最容易暴露人性，这就是二战以来产生了无数伟大电影的原因。但中国电影界的情况就非常可怜，南京大屠杀迄今已逾80年，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和仇恨，直到今天，我们仅有两部描述这场大屠杀的电影，而且是烂得一塌糊涂的弱智电影，它加重了这个民族的耻辱。每一个电影人都应该羞愧。至少，我们该有一部可以立于世界电影之林的优秀作品。
    吴小曼：电影界一直有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分，它们之间好像关系敌对，你的电影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
    何三坡：通常说来，商业与艺术是一对冤家，就像男人与女人，我总是希望将两个冤家绑在一起。尽管它看上去困难重重，但我这个人就愿意做困难的事。
    吴小曼：你曾提到好的文学在民间，而不是在出版刊物上，电影是不是也存在这种现象，好的创意往往要受制于“审查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能真实地表达自己？
    何三坡：文学通常是一个人的事业，不需要大众与主流，更不需要庞大的资金，比较起来，电影显得更加艰难，更需要智慧。但我理解好的电影作品不尽然是与审查制度相对抗的作品。它不具有唯一性，这是电影吸引我的一个巨大的原因。比方阿巴斯的电影、诺兰的电影、宫崎骏的电影，它们都让我心驰神往，也不会有任何制度去审查它们。比起大多数要求真实表达我们生存处境的电影来，我更愿意拍一些有想象力的面对年轻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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