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信息披露质量有待提升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日前，国内唯一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平台“基金会中心网”披露了第一份全国救灾善款去向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基金会系统在雅安地震后捐赠收入呈上升趋势，行业自律联盟筹款占基金会总筹款量七成，然而仍有4家基金会未披露其在芦山震后的支出情况，款项金额高达1.6亿多元。
调查报告的数据来源是怎样的？1.6亿元的公众捐款到底去哪儿了？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基金会行业还需要怎样的提升？带着这些问题，《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了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陶泽。
数据来源有三个渠道
《华夏时报》：基金会中心网是如何想到要做这份调查报告呢？
陶泽：一方面，这是基金会中心网的使命所在，可以说，在4年前我们成立的时候，就确定了这方面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去年雅安地震发生两个小时后，基金会中心网理事会就指示秘书处搭建一个善款流向信息披露平台，第一时间向公众披露参与地震救援基金会的工作情况和善款使用情况。12小时内，相关专题就上线了。三天后，我们又联合全国42家基金会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基金会4·20行动救灾自律联盟”。
《华夏时报》：基金会中心网很敏感，工作也很负责。
陶泽：其实，在一年前基金会中心网建立雅安地震善款信息披露平台时，我们就已经跟公众介绍，未来几年里，基金会中心网会定期来跟踪地震救助善款的流向，对公众有一个信息公开和披露。现在，恰逢雅安地震一周年，我们公布这份全国救灾善款去向调查报告，等于是在履行我们的承诺吧。而且，对公众披露信息，让整个基金会行业接受公众的检阅，也是当初自律联盟成员公约中所规定的内容之一。
《华夏时报》：数据的来源有哪些渠道？如何保证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陶泽：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渠道：第一，是基金会中心网从公开的互联网平台搜集的，在各基金会发布的海量的新闻信息数据中找相关信息，然后做截屏处理，保存到系统里，作为未来可查询的原始数据的一个来源。
第二，来自基金会给民政主管部门提交的2013年度工作报告。这里面它会提到基金会雅安地震花了多少钱做了什么事。
第三，我们有一个专门针对基金会的在线信息填报系统，他们可以把相关信息直接填入即可，然后经过基金会中心网工作人员回访确认。
壹基金的成功经验
《华夏时报》：调查报告显示，获得社会捐赠前十名的基金会中有八家是自律联盟成员。基金会的透明度同其所接受的捐赠额具有正向相关性。
陶泽：基金会中心网的自律联盟成员是42家，而全国参与雅安地震救灾的基金会共有219家。按数量来说，自律联盟成员只占整个基金会的1/5，但它们的筹款额却占到了75%以上，相当于20%的基金会获得了全部捐赠的75%。我觉得这跟自律联盟成员的透明度高是息息相关的，而透明度是有助于公信力的建立的。
《华夏时报》：对比来看，芦山地震的震级及破坏程度远不及6年前的汶川地震，然而基金会总体募款量较汶川地震的13.75亿元，增加了3.21亿元。这说明什么？
陶泽：汶川大地震后，全国人民的数亿爱心开启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公益元年，基金会也空前活跃起来，尤其是在基金会中心网成立后，每年都会举办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大会，整体上提升了基金会行业的透明度。当5年之后，一个新的灾难来检验基金会行业的品牌形象的时候，从披露的数据就能够看到公众是在“用钱投票”，还是“用脚投票”。显然，公众是在用自己的捐款来告诉社会组织，谁更值得信任。
《华夏时报》：从总体上来说，在雅安地震中，地方性基金会接受社会捐赠超过40%。而全国性公募基金会表现却相对欠佳。为什么？
陶泽：5年前，更多的捐款是流向了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因为大部分地方性基金会主要是在2008年以后才成立的，也就是说，汶川地震的时候，它们还没诞生呢。另一方面，像壹基金会和上海慈善基金会等基金会都非常注重透明度，同时还特别注重行业的自律，积极地参与行业建设的各种会议，在整个行业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都非常好。
所以，在雅安地震发生后，这种具有高度透明度和高公信力的地方性基金会就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它们接受更多的捐款就理所当然了。
《华夏时报》：壹基金是接受社会捐赠款物金额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中基透明指数ＦＴＩ排名的第一名。在你看来，壹基金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陶泽：这跟壹基金的运作理念和运作过程管理有关。壹基金的运作理念是人人公益，它非常看重在公众中的信誉。雅安地震中，壹基金获得了3亿多的现金和物资捐款，来自企业的捐款占到52％，个人占48％。李连杰不仅仅看重捐款的多少，更看重参与人数，他认为这才符合壹基金人人公益的目标。
从运作过程来看，壹基金一直在苦练内功，不断地加强管理，机构的专业水平和信息披露水平都在不断提升，这使得壹基金在资源不断拓展中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无论是最终的使命，还是日常管理，都有助于壹基金成为第一。
历史的大门已经打开
《华夏时报》：我们也看到，1.6亿捐款支出未披露信息。这说明有很多机构只披露了接受了谁的捐赠，而关于资金使用情况和使用效率的信息几乎没有披露。
陶泽：截至报告发布日4月20日，基金会中心网在线披露了捐款收入超过500万的43家基金会名单，其中有4家基金会的捐款收入达1.6亿元，但我们还没有采集到其支出的详细金额和使用详情。基金会中心网刚刚观察到，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4月21日通过官方网站披露了善款使用情况，包括已支出2950万元以及资金用途。现在，公众无法查询支出金额和使用详情的基金会减少到三家。
《华夏时报》：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基金会在紧急救援阶段披露信息的频率很高，内容也完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基金会对芦山地震灾后重建的信息披露却有所懈怠？
陶泽：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地震救灾有三个救援阶段，—是地震发生后第—周的紧急救援阶段；二是地震发生三个月内的过渡安置阶段；三是转入更为漫长的灾后重建阶段。
在不同的阶段，公众的期望值也不一样。在地震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公众的关注度非常高，基金会自然也会非常高频率地披露信息，而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公众的注意力降低，基金会也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信息披露频率。
另一方面，在不同的阶段，基金会投入钱的方式也不一样。紧急救援阶段需要的是大量购买物资，而灾后重建阶段则更多的是房屋重建，这样它就没办法每天都公布工程的进展。
总之，不同阶段的善款流速是不一样的，而同样的信息披露的频率也就会不同。当然，我们也在号召基金会行业要提高信息披露频率，这样才能更加符合公众对信息披露的期望。
《华夏时报》：总体来看，虽然近年来我国基金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但显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您认为基金会还存在哪些不足？如何改进？
陶泽：一方面是整个基金会的透明度和行业自律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公众对捐款信息公开诉求的提高，很多基金会对信息披露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他们不断在问我们：如何披露才能符合公众的要求呢？现在，基金会中心网自律联盟有42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基金会能够加入进来，签署自律联盟公约，更好地与公众进行沟通。
另一方面，专业化程度还需要进一步强化。20年前，有一个名词叫“现代企业制度”，那时候绝对没有想到今天中国企业会蓬勃发展，有了上市公司，有了一批特别优秀的国际化企业。十八大提出要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我们不妨遐想一下，再过20年，现在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将给中国社会带来多么大的贡献和影响。
可以说，这个历史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历史的机遇已经呈现在社会组织面前，就看哪家基金会的领导人能够更好地把握住这一历史契机，真正能够转变成现代社会组织，从而更好地服务我们未来10年国家目标，这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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