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维与底层秩序重建

文/孟 山

实事求是地讲，拿到《新群体事件观》这本书的时候，我暗有惊诧。这惊诧源自两点：其一，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下，群体性事件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虽然去年6月发生的瓮安事件具有多层意义上的标本价值，但竟然能够成书且如此之快，对于我这个习惯了很多禁忌的时事评论写作者，确实始料未及。必须说，话语尺度的标准远比我们想象的宽松，也远比我们自我内化的要求宽松许多。如果有与我一样想法的同仁，看来应该自我检讨。其二，这本书的作者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曾经担任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而出版这本书的机构是与作者所在单位有着天然关联的新华出版社。这也让我稍感诧异，毕竟，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大家平常所说的具有“体制内身份”的个人与单位。一般理解，他们所做的议题往往代表着主旋律，对很多敏感性话题似乎并不太感兴趣。但是，群体性事件显然应该被算作是敏感性话题。

必须直面的问题
   可是，无论有多少诧异，应该承认的是，群体性事件是我们这个社会必须直面的问题。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震动中国，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包括重庆这个直辖市在内的数个城市的出租车罢运事件，让习惯了平静生活与媒体安宁的中国人，在经历了5·12大地震之后再次体验了一场心灵地震。显然，这是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2008年11月份，高层启动了2000多名县委书记进入中央党校轮训的规模性动作，而在此之前不久，新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正式颁布，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将县委书记的轮训任务上移至中央党校。这被很多观察家认为，此举是中央直面基层问题的大手笔以及可以期待的有效动作。而自今年2月18日起，全国3080多名县级公安局局长分七批来到北京，接受了为期十天的培训，用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话来说，“这是公安史上的第一次”。虽然说有专门机构表示，“轮训县级公安局长与群体事件无关”，但民间与媒体的解读却并未因此而止步，因为其中的内在联系实在是显而易见，何况，这根本就是个对重建基层秩序具有正面意义的举措。
    关于群体性事件，我虽然曾经看过很多社会学研究者给出的资料，但在这里，我愿意引用《新群体事件观》中提供的数字，因为它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书中写道：“十几年来，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呈直线上升趋势：1993年发生0.87万起，2005年上升到8.7万起，2006年逾9万起。……这对执政党而言，既是全新的课题，也是严峻的挑战。”显然，从已经进行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问题所在，所以，我们看到的动作的力度与高度都是前所未有。

需要重建的秩序
    在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坦承，瓮安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瓮安党政一些干部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当地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所有这些，都是促使“小事变大，大事更大”的直接或间接因素。
    因此，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素具有综合性特征。同时，也具有时间性特征，很多问题并非始自今日，而是日渐淤积迟迟不能解决所造成的。这就带来了现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不是直接的“利益攸关者”，更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与当事人有着血缘或友谊关系的亲朋好友，他们看起来本该是“利益无关者”，在犬儒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本该是旁观者，即使添油加醋，也不该是参与者。但每次事件的扩大，正是这些“利益无关者”促使了事件迅速升级，这被长期关注底层社会的社会学家于建嵘表述为“泄愤者”，他们或是路见不平，或是借题发挥，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借机挥发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郁闷。
    对于这种境况，如果仅仅是着眼于事件本身，当然是鼠目寸光的行为，而是需要启动一个修补或重建社会秩序的系统工程。而这必然需要从注重治吏开始，“治民先治官”，没有这个前提，就无法保证社会井然有序。比如，刚刚连续发生的3·23、3·25海南感城事件，最终是动用了上千警力才平息了大规模械斗。在面对《瞭望》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村民们说，他们已不再相信镇委镇政府和村委会干部，事件发生后，镇村干部根本没有说服群众、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公信力。要知道，这公信力是治理社会的权威基石，它来自于直面群众的官员及其作为。

应该转变的思维
    如果按照我惯常的对书的价值判断标准来看，《新群体事件观》算不上非常有价值，因为它没有足够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含义。但是，这本书却让我觉得它确实有价值，因为它不仅详细记录了这个具有标本意义的事件的整个过程，保留了一个日后可资参照的社会文本，而且，作者在一线采访中因接触到很多来自底层的真实声音，从而首次提出“新群体事件观”的概念。作者在行文中归纳总结的六点新观念中，主要包括：地方政府领导人要亲临现场，靠前掌控；要就事论事，不扩大化；要信息公开，不能说谎；要检讨政府失职，争取群众信任；要迅速启动问责程序；要慎用警力不与权重发生直接对抗，“身段柔软”。
    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是其中的第二点，即“就事论事。不对群体事件作‘过度政治化’解读，不轻率地将群体事件定性为‘敌我矛盾’，不将群众的集体行动视为是与政府的对抗行动，且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的经济、民生利益诉求”。这是在宏观思维确定后的微观思维定性，其观念确实可取。因为在一些地方政府及其领导眼中，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往往将其视为“反对执政党的政治行为”，认为“有组织、有预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所致”。这种思维其实是一种虽被明确抛弃，但实际上仍然沿用的“阶级斗争”模式。而实际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虽然具有必然性，但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其偶然性更大，并非事件初始参与者所能预料到的。
    反观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矛盾，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而我国人均GDP正是已经突破1000美元大关，步向3000美元的关口。也就是说，我们的矛盾是因发展所致而不是因倒退所致，因此，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利益多元化的阶层分化必然导致诉求增加，但这些诉求并没有被迅速解决或者引起关注而给予政策关怀，甚至被某些地方政府拖延或瞒压，但这是地方政府违反中央政策所致，是地方政府违反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所致，用老百姓的话讲“上面的经是好的，但让下面的人念歪了”，本该维护百姓利益的地方政府意识不到位、工作不到位，才引发了某些不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就是说，百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非政治化”的事务性眼光看问题，即逐步推进各种问题的解决，获得人民的认同。
    因此，“思路决定出路”，化解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直面问题的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更新观念，以重建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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