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避免“大国空巢”现象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中国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似乎有点让我们“出乎意料”，但对于低生育率的认识，却几乎已是中国乃至国际人口学界的共识。
    “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劳动力的数量下降和人口结构老化，进而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及至民族生存造成冲击，同时也在微观层面上关系到这个国家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专家易富贤表示。
“对低生育率
认识已成共识”
    《华夏时报》：人口政策是个充满了太多成见、太多禁忌的话题，但从近年来媒体的报道看，讨论气氛开始活跃了。
    易富贤：虽然到现在为止，人口政策还是“纹丝不动”，但值得欣慰的是，官方对人口政策的讨论还是持开放态度的，比如说，2004年启动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由蒋正华（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担任组长，宋健（独生子女政策的论证者）和徐匡迪任副组长，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当时我期望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能够调整人口政策。
    2003年我刚登录中国大陆论坛的时候，遭到网民一面倒的反对；但在2006年之后网络民意已经开始逆转，2008年的时候网络民意则开始支持。2010年之后不少知识精英也开始支持我的主张了。
    《华夏时报》：但是，从“十一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人口政策还没有调整。
    易富贤：这是因为2006年4月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得出了如下结论：1、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按此预测，总人口将于2010年、2020年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2、目前生育率反弹势能大，维持低生育水平的代价高，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并建议“十一五”期间应保持政策稳定。
    根据这份报告，许多人就认为：在如此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率还能稳定在1.8；如果人口政策稍有松动，生育率会超过更替水平，人口会失控。因此，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提出“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同时还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
    《华夏时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呼吁，要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进行重新认识；根据新情况、新认识，及时、合理地调整人口和生育政策。
    易富贤：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一直是世界第一大民族。1820年中国人口占全球的37%，经济也占全球的33%。在1820年后，中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占全球比例下降到1950年的22%。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与世界同步增长，占世界的比例稳定在22%左右，在国防和外交上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到2010年的19%。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印度占全球21%）。如果继续2010年的1.18的总和生育率（而《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2011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4），中国人口将在2100年降至4.6亿（一半以上人口超过59岁；总人口只占全球的5%），在2200年降至6800万。意味着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将不断下降，国际战略地位也将快速下降。
    客观调查显示，中国生育率在1990年后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只有1.5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了。说明中国至少在1990年后就应停止计划生育；但联合国人口基金、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会一次次将生育率修改为1.8，夸张地预测未来人口，阻止人口政策调整。
是否会出现
补偿性生育高峰
    《华夏时报》：在北上广等大城市，迫于生活的重压，年轻人晚婚、晚育现象非常普遍。假如现在取消计生政策，中国人口形势的大趋势会不会发生变化？
    易富贤：人口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需要达到2.1；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目前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在2.3左右。
    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中国大陆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相当，当时这两个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7左右。现在泰国、伊朗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2010年两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58、1.67。就是说，假如中国大陆停止计划生育并如中国台湾、韩国那样鼓励生育，三五年的补偿性出生高峰之后，生育率将跌落到1.7、1.6，然后还会沿着中国台湾、韩国的老路下降；这两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0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10年的生育率分别只有1.22、0.895。
    《华夏时报》：很多人担心，城里人现在的生育欲望不强烈，但放开后的农村人口是否会发生剧烈反弹呢？
    易富贤：农村的养育成本也增加非常快，以前可以就地入学，现在由于生源减少，五六所小学撤并为一所，需要坐车或走很远的路上学，有些边远山区的孩子，甚至需要父母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相对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因此农村的生育意愿也已经很低了。比如《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国、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3个、1.78个和1.60个。
    此外，农村育龄人口数量在快速减少。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1990年的26.2%提高到2000年的36.09%、2013年的53%了。其中育龄人口的城市化率远远高于总人口的城市化率。绝大多数育龄人口都已经进城。进城的农民工的生存压力、抚养的相对成本远远高于城市户籍人口，生活标准和生育观念也受到了城市的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高。
    《华夏时报》：在当前社会保障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假如没有计生政策，是否导致人口增长过快而成为社会负担呢？又会不会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
    易富贤：根据育龄妇女结构、生育意愿、生育能力综合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最多补偿性出生3000万人，补偿性出生高峰期间，生育率难以超过2.3；每年出生总人数也很难达到2500万，远低于中国1963年（3000万）、1990年（2800多万）和印度现在的水平（2700万）。这个补偿性高峰将是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
    二战后的婴儿潮奠定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经济繁荣。现在日本和欧洲的经济危机是因为1970年代之后的婴儿荒。而美国经济却能率先复苏，是因为在1980年代后生育率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又出现了一个婴儿潮。
人口结构失衡
将危及经济发展
    《华夏时报》：人口数量对国力强弱有影响，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更急迫的是提高人口质量。
    易富贤：人口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对立的，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我在《大国空巢》中专门分析了独生子女政策降低了人口素质，尤其是心理素质。独生子女寄托了家长所有希望，家长盲目地认为接受了高等教育就是提高了素质，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步韩国、中国台湾的老路继续飙升，一方面导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结不起婚，生育率快速下降；一方面导致中国制造业由于补员不足而衰落。“人口制造业”和“物质制造业”双重下降。
    《华夏时报》：现在很多研究人口学的人都说，中国人口马上要进入衰减阶段，另外劳动力人口已经从顶峰下滑，这对中国经济有多大影响？
    易富贤：1990年前后日本15-64岁的人口接近顶峰，经济如“日”中天；在1995年开始负增长，经济也“日”薄西山。欧盟总劳动力在2010年开始负增长，也同时出现经济危机。中国15-64岁人口在2013年达到顶峰之后将快速下降。
    当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中的40-64岁人口超过15-39岁人口时，经济将出现危机。日本是在1994年达到这一拐点，欧盟是在2008年达到这一拐点。中国将在2016年达到这一拐点。
    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低于12%时，经济可以保持在8%以上的年增长率；一旦高于12%后，经济增长率将跳跃性下降。2011年之前，中国的老年抚养比一直低于12%，过去30年经济也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但是2012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已经为12.6%，2020年将达到17.6%，2030年将超过25%。
    也就是说，由于劳动力的数量下降和结构老化，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结束，中国经济增长速率将会不断下降。
    《华夏时报》：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近日有专家预计，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60%，人口政策对城镇化发展有什么影响？
    易富贤：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是依赖农村新增加的年轻劳动力，而不是老人。其他国家推行城市化的时候，兄弟姐妹进城后，共同将父母接进城，老人也能够被动城市化。
    中国2013年城市化率为53%，相当于日本1950年、韩国1978年的水平，当年两地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分别只有7.7%、5.9%，而中国2013年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却高达14.7%。今后进城的农民工也将陷入两难的境界：既无力接父母进城，又无力“常回家看看”，部分人只好重返农村。
    城市化也是生育率跳跃性下降的过程。尤其是中国城市规划和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的，这种结构很难改变，并惯性地延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进城的农民也被迫适应这种结构，生育率将继续下降，等到城市化完成后，将成为老年化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