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增长空间决定经济增长空间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令人瞩目的中国两会,并未就新刺激经济方案作出明确表态。这也导致了种种关于两会言论的“误读”。突出的例子是财政部代表最初对于印花税和个税起征点持保守立场的表态。类似的例子也没有什么不对。这既是各自工作角度的意见表达,也是自去年6月宏观调控向积极方面转进后见效的反应。相比去年下半年开始各部门、各地方千方百计出台政策刺激经济时的紧张,两会时的基调要明朗了许多。
4万亿计划、十大产业振兴政策、8500亿公共卫生资金等开始发挥作用是支持这种明朗基调的主要原因。还可以罗列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中国股市泡沫已经挤干,事实上全球股市都处于二战以来的低估水平;深圳等一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价跌量升的好迹象;采购经理人指数、企业家景气预期指数正在回升;信贷发放仍保持较高水平等等。但是,至少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其一,这些利好因素能否足够对冲仍然变幻莫测的国际经济环境?其二,4万亿明确指向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消费内需扩大这两大薄弱环节,但是这对于眼下抗击危机的战术意义显然没有其战略意义那么大。2月份出口下降25.7%,表明的就是需求疲软对于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支撑点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事实上由于2月份天数少,这一数据或许本应更加不理想。而出口领域挥之不去的阴霾完全可能抵消现行刺激经济计划的多数效益。
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这应是积极宏观政策的心理准备。与两会中那些偏于谨慎易被误读的言论形成有趣对比的是,上周美国新政府的财经掌门人伯南克和盖特纳都有更为坚决的表达。伯南克说,不惜一切手段重振美国经济。盖特纳提出拿GDP的2%用于刺激经济,按照14.5万亿美元计算,这意味着近3万亿,抛开布什团队的7000亿和奥巴马团队的8000亿,这意味着美国还可能拿出1万亿以上用于拯救经济。IMF预测,从2008年到2010年,美国刺激方案规模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8%,远高于德国的3.4%和日本的2.2%。
相形之下,态度的不同首先缘于经济形势的不同。相对于美国,中国经济仍可保持适度增长,中国金融体系也健康得多。但是,态度也决定一切——如果把这次80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看做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契机,那么我们需要在战略上做更多的准备;如果把这次金融危机看做调整国内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建立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契机,那么也需要在战略上做更多的准备。所有的准备都需要从政策储备开始,所有的准备都意味着政策创新而不是保守。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那一年是中国力量上升和之后10年景气周期的开始。1998年,中国的出口退税率为15.5%,而现在只有11.8%。1998年央行三次降息,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到8%,现在存款准备金率仍高达13%-15%;1998年由于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创造了对拉动经济作用巨大的房地产市场,现在这个产业仍在民意对房价的敌意中挣扎。
相对于亚洲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难度要大得多。同样,企业遇到的困难也大得多。但同时,中国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建立更合理经济和社会模型的机会也大得多。纵向地看,至少在出口退税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激活房地产市场、降息等方面,我们还有足够的牌打。横向地看,4万亿计划中抛开灾区重建等所占资金,政府投入的1.18万亿,与美国的资金占比相比,1.18万亿只占我们经济总量的0.6%。即使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举债和转移风险特权,但在控制公务开支等方面,仍可腾挪出巨大的增量资金。
因此问题是我们需不需要这样做,有没有决心这样做。答案是需要。从目前扩张型政策的普惠度看,相对而言,垄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获得了多数政策红利,而经济最活跃、对就业率贡献最大的中小企业仍所获太少。这是振兴经济中的一个隐患。从外部经济环境的严峻度看,全球面临二战后首次经济萎缩,外向型经济比重过大的中国经济也难以幸免。幸运的是,我们的积极经济政策的增长空间仍然很大。
3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们还有更多的政策储备可以提出。这是保持信心和明朗前景的真正希望。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