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已进入“新非常态”

伊恩·布莱默 努里埃尔·鲁比尼

    假如有人2008年初告诉你，美国的金融市场很快将濒临历史性的崩溃边缘，美国的经济将经历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你会不会相信？抑或有人告诉你，欧元区的存亡很快将占据媒体的头版，中东将被骚乱的浪潮席卷，独裁者被推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投入监狱，叙利亚陷入内战，你会不会相信，所有这些都将在5年内悉数发生？
    最近的消息听起来颇令人鼓舞。美国经济似乎正在缓慢地重新站稳脚跟，股市已攀上历史新高。欧洲尽管依然存在令人晕眩的波动，但看起来正驶向更平静的水域。阿拉伯世界的骚动到今天为止对全球市场的冲击仍十分有限。尽管如此，造成这五年动荡的结构性缺陷——金融的、经济的、政治的——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新的担忧又已出现。主要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迫切需要的改革则不断被推迟。
“G-0”世界冲击波
    制造更多波动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G-0”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一个大国或大国同盟同时拥有提供全球领导力的肌肉和胃口。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世界需要这样的领导者：他们愿意且有能力接受建立并维持一个连贯的全球秩序所带来的成本与风险——他们要去灭火，还要开支票给没有财力履行防止冲突承诺的国家。
    在一个G-0世界，逼迫国与国政府之间乃至一国政府内部合作的动力是一场又一场危机。在美国，2008年-2009年形势明显到了紧急关头，才促使两党众多立法者为大规模救助和刺激支出放行。一场潜在的灾难性市场崩溃，才让中国等新兴市场大国、欧洲和美国共同承诺采取具体行动，帮助将金融市场从悬崖边缘挽回。直逼欧洲银行的系统性灾难风险和对整个欧盟或欧元区前途的担忧，方才为大幅削减开支创造了公众支持，但也因此导致整个社会的痛苦及精英对重新设计欧元区的支持。中东看起来已然牢固确立的专制则是在社会“冲突”之下颠覆，并因此开启了迟来的政治变革。
    但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方面的危机感现在都已解除，这鼓励一些人在形势变化中看到了一个可持续的“新常态”，即一段时期内经济以极其缓慢但仍可预见的步伐增长（如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预言），或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流动性激增将为他们甚至全世界建设一条更强劲的前进之路（如其他许多更乐观的投资者所笃定的那样）。一些人相信，美国立法者现在有条件去推迟做出艰难的抉择，欧洲人也将勉强度过危机，中国则可以顺利完成经济再平衡，而中东的冲突之火最后会自己停息。
    这些都是危险的一厢情愿。造成近些年全球乱局的更深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答，而非常必要的恐惧一旦打消，只会让这些问题更难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过去五年的不确定性与震荡不仅远远不曾终结，甚至几乎一定会在将来引发新的危机。一切都还没有真正安定下来。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非常态”——身在其中，我们必须质疑每一个市场假设，聪明的投资者则已准备好大吃一惊。
“新非常态”关键词
    除了身处G-0世界，还有两个问题为未来的政治和市场动荡提供了更大的酝酿空间。其一，自满鼓励了短视思维，政治与政策僵局将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上演。在美国，立法者已从“财政悬崖”边缘后退，而所谓的“自动减支”所触发的大规模开支削减将带来的可怕后果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仍很抽象，世界上其它市场的波动又在提醒投资者：美国和美元至少在目前仍是任何一场风暴中最安全的避风港，因此，逼迫美国拿出最终解决长期性财政失衡计划的压力已经减轻。于是，根本性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民主党和共和党也将继续无法就长期性开支、福利和税收达成妥协。
    欧洲央行到目前为止尚能让不安的投资者相信它为了保卫欧元和依赖欧元的成员国会做出任何事，而且，市场压力的消退令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不必那么紧迫地为了换取援助而采取德国要求的紧缩。但令人担忧的情形已经开始上演，最不祥的是意大利2月大选所引发的新一波政治乱局及选民对一位兼具民粹主义抗议者和反欧元主义代表身份的候选人的支持。9月的德国选举，也将是欧元区边缘国家的“紧缩疲劳”与核心国家的“援助疲劳”发生碰撞之际。
    另一个加剧“新非常态”的重要因素是所有这些国家的公众强烈要求决策者将政治重心置于国内挑战上，这令包括集体安全、气候变化、食物与水安全等在内的国际问题滑向议程的底部。
    因此，华盛顿对欧元区的支持一直几乎完全通过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影响力体现，美国在能源生产领域取得的技术进步也帮助决策者避免更深入地参与危机重重的中东地区。欧洲领导人则忙于拯救他们的单一货币，无暇承担更多外交责任。比起美国，欧洲同样没有更大的胃口在叙利亚内战中担当领导者的角色，或是为仍在挣扎中的埃及提供直接的金融援助。
    不要指望填补这些真空和结束“新非常态”的集体行动。金融危机爆发后，G-20先后在2008年11月和2009年4月在华盛顿和伦敦举行了峰会，各国领导人采取了实际的行动去协调他们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抑制全球金融市场崩溃的危险。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目前正在走向完全错误的方向。并且，尽管汇率战的风险可能被高估，但央行的策略针对的是国内而不是国外的问题，因此，投机取巧、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仍然非常有可能存在。在这个国内需求由于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去杠杆化而注定疲弱的世界，发达经济体要想实现接近于潜能的增长，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竞争性的量化宽松造成本币贬值从而扩大净出口。换句话说，国际货币与贸易收支中依然存在零和游戏，它将“新非常态”引入了金融市场。
    或许，持续波动最危险的来源是全球经济对无法预知的新兴市场的增长有着越来越大的依赖，而这也是“新非常态”形成的主要原因。据IMF统计，过去五年，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占四分之三，未来几年也将继续以两到三倍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增长。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担忧，因为在一些新兴经济体继续增长的同时，其它新兴经济体则可能面临尤为艰难的困境。
    “新非常态”会不会以一个重大的冲击结束？例如一场比2008年更严重的经济、金融或安全领域的大崩溃？不稳定的环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但正如一场金融危机才让美国立法者批准了大规模救助、欧元区濒临存亡边缘才让欧洲核心国和边缘国政府达成改革共识一样，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全球秩序要奠定基础，可能需要某种形式的紧急情况出现。老牌大国的领导人将采取行动保护自身的安全、财富和特权，新兴国家的决策者也将做出行动，确保危机不会阻止它们的兴起。政府有可能合作，也有可能单独行动，去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或建立新的制度。不管是哪种，G-0都不会是那个新的世界秩序，“新非常态”也将被证明只是一个临时的动荡转型期。
（伊恩·布莱默系欧亚集团主席，努里埃尔·鲁比尼系美国经济学家，有“末日博士”之称）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兰晓萌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