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评论正文

从加纳悲剧看“走出去”的代价

作者:赵灵敏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6-15 00:37:00

摘要: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无论是中东的局势还是非洲的政变,无论是南美的暴雨还是太平洋岛国的骚乱,都与中国息息相关。
    目前,在加纳非法采金的中国人已经在大使馆的安排下陆续回国。据统计,包括采金设备和生活用品在内,中国采金者此次的损失超过20亿元人民币。很多人大肆借贷,抱着发财梦而来,现在却血本无归,今后很多年恐怕也很难翻身。
    这是近年来中国人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受挫的最新案例。而比财产损失更触目惊心的,是恐怖袭击带来的人命损失。瓜达尔港、昆都士、欧加登、尼日尔河三角洲……近几年不断发生的中国人在海外遭受恐怖袭击的事件,让我们一下子记住了世界上许多陌生的地方。
    事实上,20亿元对今日的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大数目,在历次恐怖袭击中伤亡的中国人的总和,也不比在国内的某次矿难中伤亡的人数更多。但国人所遭受的震撼和对此的关注程度显然要远远超过矿难。这除了中国人沿袭已久的“外事活动无小事”的传统心理之外,更折射出萦绕在人们心中很久的一个疑问: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只是去开发资源,为什么也会如此地被人仇视?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石油和铁矿石进口国;与此同时,2012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超过8000万人次,位居全球第三,到国外工作的中国人超过800万人。可以说,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无论是中东的局势还是非洲的政变,无论是南美的暴雨还是太平洋岛国的骚乱,都与中国息息相关。而随着走出去的人数急剧上升,遇到的风险问题自然越来越突出,客观上导致中国人在海外遭受袭击和侵害的频率随之上升。所以,中国公民在海外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
    这其中,最经常发生的是抢劫、诈骗、车祸等治安案件,这类事件客观存在于任何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是一种常态,即使你不出国也一样难以避免,区别只在于事件的大小。而最引人关注的是和恐怖袭击相关的事件。1994年8月15日,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工作的一名工程人员和一名翻译被恐怖分子枪杀,这是已知的较早发生的针对中国平民的恐怖活动事件。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这类事件往往针对的是中资机构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手段残忍,导致的伤亡人数多,并伴随有政治目的,发生地点以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反恐前线国家和非洲为主。在这些地区,西方企业出于安全的考虑多数已经退出,这就给中国企业的进入留下了空间。而出于地缘战略和能源供应的需要,即使有风险中国也必须留在那里。
    除了恐怖袭击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之外,单纯的经济纠纷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而此类事件的屡屡发生,往往和中国人、中国企业把国内养成的粗鄙经济伦理带到海外有关。此次加纳的事件就是一例。加纳的黄金开采有悠久的历史,这个国家本来就被称作黄金海岸。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就是加纳人。最近几年,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不断飙升,加纳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淘金者的梦想之地。但根据加纳法律,25英亩以上的金矿为大矿,可由国外公司开采;25英亩以下的为小矿,只能由加纳本地人开采。这样一来,除了6家合法的中国公司之外,其它所有在加纳采金的中国人都无法拥有开采许可证,他们就利用“外国人可以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设备保证”这一条,钻法律的空子,并使用贿赂等手法把相关的手续摆平。
    更糟糕的是,这些采金者使用化学原料淘金,毁坏了大量农田和森林,污染了湖泊、河流和地下水源。今年3月25日,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公安部组成的调查团曾来到加纳。在调查团停留加纳期间内,加纳政府“提议”让中国代表团乘坐直升飞机俯瞰加纳的土地——很多土地千疮百孔,开采后并没有回填。加纳临海,但是缺淡水,而中国人特有的砂泵法将采金后的废水直接排向河流。此次加纳警察的清查行为自然有趁火打劫的成分,但中国采金者此前的种种不规范行为早就为后来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还有一些中国企业把国内司空见惯的不人道的用工制度带到了这里,拖欠工资、加班、随意解雇,引发了很多风波,甚至导致了暴动。类似的事件近年来屡见不鲜。   
    中国人走出去所付出的代价,和我们对国家利益理解上的偏差也有关,我们总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利益,所以往往着重于和政客、商人打交道,而忽视了对普通民众和一些边缘利益集团的关注。其具体的表现就是花大量的钱进行政府层面的援助,援建体育馆、医院和各种公共工程,这种做法让这些国家的政府印象深刻,但离普通民众的生活太远。拿加纳来说,中国援建了国家剧场、阿费菲灌溉工程、东当美地区医院、军警营房等数十个项目,近期又提供了30亿美元的贷款,但该发生的仍然会发生。
    显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影响中国人利益、对中国人利益威胁最大的往往会是那些我们不了解、不重视的力量,认为不干涉政治就能置身于动乱之外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我们更新观念,进行分层外交,在有重大利益的地区和社会上不同层面的集团建立关系。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的矛盾、中国国家利益与在当地的中国企业的利益矛盾、中国在当地的利益与其它大国既得利益的矛盾、中国能源开采与当地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矛盾……这些矛盾对中国的外交和外事活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当然,也有一些冲突是由文化差异和工作伦理的不同造成的。比如2012年8月发生在赞比亚一家煤矿的冲突:一辆叉车发生故障,三名中国工人扛起了货物,而赞比亚矿工则在一边旁观,因为他们认为货物过重。中方管理人员因为工人浪费时间而对其进行训斥,但赞比亚工人认为负重载会带来安全问题。又比如中国人因为勤奋挤掉了当地人的生意,从而引发了冲突。这类的冲突,不见得都是中国人的错。但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这类的委屈和误解又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想一想美国人在全世界的遭遇吧。除此之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相关机构有责任引导公民理性出国和进行出国前教育,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必须首先在国内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制度和规范,而在这些制度和规范中熏陶成长的国人,才可能在国外受欢迎。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