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不应是走出危机的唯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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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03-07 19:25:00

摘要：GDP不应是走出危机的唯一指标

马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政策系博士

   去年年底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出意外地成了本次“两会”的最热门话题。在近年来会期最短的会议期间，代表和委员们将就金融危机的最新动态进行研判，对中国下一步的政策选择进行热议和公开辩论，而届时是否出台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更是备受世人关注。
    我们看到，金融危机显然意犹未尽，在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继续肆虐的同时，东欧和亚洲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了新的风暴眼，引发了欧盟、美国商业银行倒闭危机，东欧诸国和拉美、亚洲新兴国家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更是濒临破产。这说明，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危机远远还没有到剧终谢幕的时候，乃至于很多悲观主义者发出了“金融海啸第二波”的警报。
    尽管危机一时难言见底，但东欧和拉美近期的危机，我认为不过是“蝴蝶效应”下金融危机的自然延伸和余波，绝非什么“第二波”的开始。迄今为止，人类经历过的数次较大的金融海啸，无论是1929年的大崩溃，还是亚洲金融危机，只有持续时间的长短和蔓延程度的差异，还尚未有过发生更具杀伤力的“第二波”的事例，所谓“第二波”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惊恐和人为放大而已。
    但是，不可否认，“余波”的威力如此之大，的确超乎想象，我们将不得不再一次调整对全球经济衰退时间和深度的最悲观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四次对世界经济2009年的表现预期调整之后，最近更是将全球经济2009年的增长预测下调为仅仅只有0.5％，这可能创下二战以来最糟糕的表现，而且不排除负增长的可能。美国上季度GDP大跌6.2%的事实和欧盟区的深度衰退，让相当一部分人彻底放弃了全球经济在2009年复苏的幻想。就全球实体经济而言，目前显然还不是最坏的时候，重新调整危机应对方案、加大政策力度成了每一个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
    中国年前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就政策选择的时机和着力点，与欧美等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比较，都是难得的亮点，可圈可点之处颇多，特别是立足于民生，将政策重点集中在解决转型期经济结构的自身失衡和深层矛盾，这种清醒的把握无疑至少可以打一个A+以上的分数，对国人信心有相当大的提振作用。但是，不得不承认，尽管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最主要的当然是我们自身因素所致，但对外贸的过度依赖意味着，全球经济“全军覆没”的表现和1月份进出口的大跌让我们想通过出口进行突围不再抱有幻想，而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的深度下滑，2月份CPI和PPI预料将双双进入“负时代”，这一切都说明，尽管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复苏仍然有信心，但形势的确比出台4万亿的时候要更为严峻。
    因此，针对目前金融危机的态势，对反危机的对策及宏观目标进行重新评估，及时修正药方，实事求是地检讨公共政策的得失，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应对预案，无疑非常必要而且迫切。很显然，面对这次危机，哪个国家能够准确研判形势并在政策上主动进行调整，谁就有可能取得主动实现复苏。中央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判断无疑是对的，将政策的着力点集中在解决内需不足和经济结构的失衡也是对的，公共政策不仅要救急，还要解决长远的发展问题。因此，在出台更进一步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之前，厘清公共政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从而选择最优的政策组合方案，轻重缓急地处理我们的困难与问题，无疑是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
    首先，如何看待“保八”的目标。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八”，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次下调2009年全球增长预期，美国GDP大跌、欧盟经济积重难返、新兴国家进入高危病房的情况下，原来可以贡献1/3增长的出口显然不能指望，而内需本身的扩大又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意味着，如果要达到8%，唯一可以指望的还是投资，可以相信，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完全可以达到8%的目标，但这意味着，我们不仅没有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反而使得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因为有“保八”的压力的存在，无论是各部委，还是地方，都很难超脱保增长的压力而把精力放在未来。而“保八”一旦成了硬性指标，对进一步推动改革等目标都有很大的“挤出效应”，可能再一次贻误时机。
    其次，鉴于中国经济内外因素引发的“并发症”的典型特点，在政策的取舍和权衡上，侧重点是救急，还是下狠心解决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当前这种严峻态势，政策取向上不救急显然是不行的，无论是“4万亿”的投资，还是我们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救急显然是政策的应有之义。如果一味救急，一味追求今年数据的漂亮，就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和调控的能力而言，都是可以达到的，但不进行结构调整意味着即使救急成功，经济实行了8%的增长，但这显然是以牺牲经济转型为代价的，是把调整的痛苦留给明天。
    再次，如何设计最优的政策组合。很显然，目前出台的政策，无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政策的“粗放”特征极为明显，“猛药”几乎等同于彻底放开信贷，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公共支出。财政政策一味放在扩大政府投资上，在政府出资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更多地依靠信贷，考虑到政府投资项目的效益，极有可能引发银行更多坏账。因此，扩大内需、解决结构失衡特别需要政策的组合拳和合力，讲求政策的“集约化”程度，而不是必然意味着信贷的无限开闸和公共支出的任意扩大，这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们设想，如果政策的目标没有“保八”的压力，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的制度阻力将大大降低，不仅政策的主要目标不再关注短期数据的漂亮，而且能够通过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增加经济复苏的质量，并且能够将工作重点放在减税、收入分配改革、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门槛等更为关键更有深远影响的领域，也能够将制度的关爱真正向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倾斜，从而才有可能为下一个三十年奠定一个比较健康的经济结构、比较合理的产业布局，乃至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制度平台。
    所以，保经济不等于简单的“保八”，为“保八”而“保八”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退一步而言，在全球经济预期可能负增长的情况下，即使我们2009年的GDP增长达到6%，也肯定是全球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