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

    不久前发布的2012年统计公报指出，至2012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出现首次下降。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来临，而且人口红利的消失将会严重影响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这是大部分人看到上述数据后的第一反应。
    不可否认的是，低成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为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人口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30%；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估算中国GDP潜在增长及其源泉时也发现，在1995-2009年和2010－2015年间，就业增长对GDP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到10.5%和2.4%。展望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已是不容回避的大趋势，人口红利消失拖累经济增长的担忧也就由此而起。
    通常定义上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少儿与老年抚养比率较低，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有利的人口条件，包括劳动力资源丰富、高储蓄、高投资等有利经济增长局面。而“人口红利消失”当然就是指人口周期中总抚养比触底后回升，并伴随劳动力人口增量或总量的下降。2011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虽然我国2010年的总抚养比为34.2%，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与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少儿和老年抚养比都上升较快。再考虑到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下降，可以肯定的是，依据上面的定义，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毋庸置疑，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会让我国的低端制造业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但是，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是不是真的可怕呢？这牵扯到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即我们探讨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究竟是为了继续保持GDP数字上的经济增长，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紧迫性？如果是为了前者，人口红利消失确实值得担忧。因为如果低成本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受到限制，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单纯依靠不断增加资本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子就可能走不通了。而如果是为了后者，笔者以为，人口红利消失拐点的出现就大可不必过于担心。
    其一，拐点的出现并不代表人口红利的完全消失。虽然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已经开始下降，但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仍有9.37亿，“劳动力丰富”仍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基本特征。正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劳动力总量仍然很大”。“民工荒”反映的只是劳动力结构上的矛盾，而不是总量上的矛盾。相对于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可能更值得我们提前思考。
    其二，人口红利消失可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转型的一个很好的倒逼机制。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分依赖容易使我们陷入“人口诅咒”，从而导致企业缺乏进行“创造性毁灭”活动的动力。富士康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如果我们还有的是低廉的劳动力，富士康会不会启动“三年内造百万台机器人”的计划呢？而全自动化工厂又何时能投入运营呢？
    其三，劳动人口的数量下降为我们实施产业结构转型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操作空间。我们以前的“保八”，无非就是为了保增长和保就业，而保就业就是保稳定。但是，2012年的经济“破八”，以及南方诸多地区的主动“腾笼换鸟”，我们却没有感觉到大量农民工的失业压力。个中缘由，其实跟目前我们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尤其是年轻农民工数量大幅下降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对于产业转型，我们终于可以轻装上阵了。
    其四，国际经验表明，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可怕的反而应该是劳动者的收入停滞不前。
    更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讨论的“人口红利”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20世纪后半叶诸多国家所经历的人口历史性变化的观察和分析，是在一种经验基础上的总结。这种经验总结其实隐含了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假定劳动力与物质资本一样是潜在经济增长的简单和重要要素投入；二是假定有效生产者人均产出基本恒定。换句话说，上述定义中所说的“人口红利消失”指的就是纯劳动人口数量，或者说低成本劳动力的逐渐消失。
    从现在看来，这一假定是有很大问题的。按照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新理论，劳动力既包括“人”本身，还包括附着于“人”身上的劳动力素质、劳动力技能和知识资本的积累。也就是说，如果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了，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虽然少了，但人均产出可能会提高，从而总产出也可能会增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工业化进程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劳动力“量”的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的产业工人和一大批懂管理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即劳动力的“质”也有了突飞猛进。这是美国、日本等国家在经历“人口红利”转变时所没有的特殊优势条件。试问一下，如果我们的产业适时转型，并能提供有利于人口流动、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是不是还能迎来新一轮的“人口红利”呢？因此，中国第一次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并不可怕，基于经济转型和制度改革基础上的新型人口红利释放才更具成长性和可持续性。
(赵晓，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金保，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