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分开”核心是下放权力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2月28日闭幕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对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作了讨论，提出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方案力求实现的四个“分开”。它们依次是：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以期建立权界清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运转顺畅、以法为基的国务院机构职能体系。
    要实现四个“分开”的行政改革愿景，其过程可能不会一帆风顺，甚至还会遇到一些挫折。就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原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原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贵秀。
    《华夏时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四个“分开”的概念就提出来了，而十八大报告中给四个“分开”设定了一个前置词“深化”，这怎么理解？
    王贵秀：四个“分开”的确不是新名词，其中，“政企分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提出；“政资分开”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也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铺开。
    经过这二三十年的铺开，四个“分开”的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攻坚阶段。在深化的过程中，正在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十八大报告中对四个“分开”的强调，说明了中央再次下定决心，把四个“分开”彻底做到位。众所周知，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而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如果还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必然出现由市场自主调节的政府却抓住不放的尴尬局面。
    掌握好四个“分开”，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要努力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的责、权、利关系。
    《华夏时报》：现在，有人认为一些政企、政资分开的领域出现了倒退，对此你有何看法？
    王贵秀：一些政企分开的领域确实出现了倒退现象，这非常突出，而这正是需要改革的地方。未来5年是国企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更是迫在眉睫。
    十六大以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但从目前情况看，国有资源“切豆腐”的现象仍大量存在，过去已经政企分开的一些领域又回到以前的老体制，有一些领域有倒退的现象。
    我认为，中央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谋划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推进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等问题，方向仍是加大股权多元化力度，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国企改革。
    《华夏时报》：你认为政府应该少管？
    王贵秀：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是下放权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行了6次政府机构改革，马上要进行的是第7次。机构改革本质是政府管理体制应由“适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认为，“政企分开”就是向企业下放权力；“政事分开”就是向事业单位下放权力；“政社分开”就是向社会下放权力，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
    因此，我们不能照搬“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政府改革以后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依法行政也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问题。政府要管什么事，必须要有法律的授权，法律没有授权就不能做。
    《华夏时报》：有人认为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滞后。
    王贵秀：实际上，政府职能转变说难也不难。最近中央领导讲得很不错，是针对大家都关心的现实问题而谈，我很支持。但我还是认为，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从官员到民众，对于这方面的期望值很高。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必然损害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当然不愿意改。而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其他的改革都进行不了，问题一直不改，新老问题就会叠加，将来解决起来就会更难。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不断把改革引向深入。
    《华夏时报》：目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王贵秀：改革肯定是渐进的，可现在的问题是好像没有“进”。现在和政治体制改革沾边的一些改革是部门在做，但是一些措施是在倒退。
    现在有许多问题仍有待解决。比如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落实，任务很艰巨；又比如大部制改革，只有少数地方和部门在进行试点，很多地方和单位还未全面铺开。这说明改革的勇气还不够。如果政府不改、不腾出空间，企、资、事、社怎么能有空间发展？关键是要舍得调整既得利益。
    《华夏时报》：在未来我们要实现服务型政府的难点在哪里？
    王贵秀：实现服务型政府，其难点就是调整既得利益。需要有一个有智慧的、有魄力的，在道、势、术三个方面都能够有作为，敢做事的这些领导人来做。
    在四个“分开”的工作中，需要整个改革理念走在前列，比如先行先试的大部制改革；给社会组织“准生证”的“政社分开”工作；推进“富县强镇”、“简政强镇”的“政事分开”工作；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