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边界当在“有限”和“有为”之间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市场和政府应该如何分工，应该分别“管”哪些事情？对此，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家给出了“小政府”和“大政府”这两种不同的答案。
    针对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特点，许多人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小政府”，更多地由市场做主。也有人认为，政府不能放弃主导地位，必须全面介入市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贾义猛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则表示，在接下来重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摆脱传统“小政府”和“大政府”的简单争论，更加成熟地推进政府职能的科学合理定位，实现“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于一身，进而努力塑造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只有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明白政府的“边界”在哪里，中国经济的未来才大有希望。
    《华夏时报》：你认为政府的边界应该在哪里？我国目前的现状合理么？
    贾义猛：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小政府”与“大政府”之争，但关于现代政府作用的研究已经开始超越所谓“大”、“小”之争，对政府的职能和定位走向有更加成熟的认识。一方面，现代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所谓“有限政府”首先就是指政府要有边界，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界限。另一方面，现代政府应该是“有为政府”，即在政府职能边界内的事情，政府应该管住和管好，有所作为，追求效率和效果。
    就中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就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要着手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和“管不好”的问题的局面。实际上这可以认为是决策层对政府应该有边界和有界限的较早的初步认识。
    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进入新世纪后，我们逐步将政府职能定位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并高度重视和强调推进转变政府职能，对政府职能的认识逐步从自发走向自觉和成熟。现在的很多问题可能是实际在职能厘清和转变方面没有到位，从而衍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造成“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实现得都不够好。
    《华夏时报》：政府的边界和职能的合理确认有哪些难点？
    贾义猛：在合理确认政府的职能与边界的过程中，政府实际面临双重挑战和历史任务，这也成为政府职能定位的难点所在。
    首先，政府需要从市场机制能够发挥良好作用的经济领域退出，转变成为一种“有限政府”。但长期施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惯性和政府行为惯性，都可能阻碍政府的充分退出，造成不该管的事情还是长期干涉和介入，扰乱正常市场机制功能的发挥，这就构成政府的“越位”问题。
    其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定位为“有限政府”，但又不是片面的功能和职责缩小，还有职能扩充的一面，比如在提供公共服务领域，现代社会的公众显然有更高的要求，需要政府这方面的职能予以跟进和完善，但政府在此方面往往又存在不足和“缺位”的问题。
    因此说，“越位”和“缺位”问题的共存，对政府合理调整自身职能、科学定位政府作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改革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反复和曲折。例如，我们一度在认定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和“管不好”的情况下，推动政府职能的调整和收缩，进而在医疗和教育改革过程中出现泛市场化的改革倾向，改革的效果反而不够好。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当时我们的认知存在混乱，就政府定位而言，“不该管”的大胆放手，还权给市场和社会是没有问题的，但“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情是否都是“不该管”的事情呢？如果是“应该管”的事情出现了“管不了”和“管不好”的局面，政府职能调整的方向不是一退出就放任不管了，而是应该增长本领努力把这些本该由政府管的事情管住和管好。
    《华夏时报》：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改进？
    贾义猛：应该说，进入新世纪后，中央决策层已经逐步对现代政府的定位和边界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通过深化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越位”的问题会逐步得到扭转，“有限政府”回归要到位。而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改革，政府“缺位”的问题也会逐步解决和改变，“有为政府”建设也要到位。
    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实现有所作为和有所不为的有机结合。
    我认为，中国经济取得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是承认个体利益，赋予经济选择自由，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活力，引入竞争机制，以及对外开放，这些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就最根本的动力。与此同时，政府则要对自身边界和职能作出清醒与合理的定位，在“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之间塑造一种合理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