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镇化”才能推动消费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1-11 23:06:00
摘要：如果体制上的改革仍无法及时跟进，那么中国依靠投资“单条腿”走路的局面就不会改观。
自“十八大”以来，“城镇化”无疑成为最为热点的话题。近日李克强副总理强调，中国作为大国要立足内需，城镇化就是最大的内需。这一论断无疑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同时也隐含了理论界的一大共识，即城镇化可以有效推动消费。
这一理论的诠释可以追溯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二元结构理论指出，城乡之间在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上的差异使得农村人口向生产率、工资水平高的城市转移，这种趋势会扩大整个社会的需求水平。
1978-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稳步提高至51.3%，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大大快于同期世界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约0.39个百分点的速度。但我们却并未看到消费率随之增长，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的48.79%回落至2011年的35.42%。与发展路径可以借鉴的韩国相比，当前城镇化率与其1968年水平基本一致，但居民消费率却远低于韩国当时75%的水平。
虽然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的转轨等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而且消费率过高同样不是好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与东亚、东南亚类似国家相比，抑或是与欧洲同样的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均过低。基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应该能够推动消费增长，但在我国当前却出现了这种悖论。
笔者认为，其中缘由不是因为城镇化推动消费增长的理论出现了问题，而是我国城镇化效率出现了问题。城镇化无法有效推动消费，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产生的现象，要分析其问题来源，则不能只孤立地分析城镇化，而是要将城镇化结合消费与工业化来进行分析。
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使得需求上涨，进而带动工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供给，供给增加后工业化实现了拉动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进而传导至城镇化。工业化创造的供给需要由城镇化创造的需求来消化，消化的同时城镇化对工业化也形成一定的拉动作用。城镇化的推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条件、增强规模效应等途径进而传导至居民消费，使得消费水平增加，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因此，城镇化未能有效推动消费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使得工业化形成的供给无法被当前需求消化；二是城镇化无法对居民消费形成有效的传导过程。这样就形成了只能消费单方向的驱动城镇化，而城镇化却无法有效促动消费这样一种现状。
由此，城镇化的进程相对来说陷入了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其单独依靠农村人口进城而提高人口城镇化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是破坏城镇化发展良性机制的一种盲目手段。由于城镇化推进缓慢，导致居民消费在城镇化这个增长极上无法有效运转，而城镇化推动的是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享受城市待遇，因此农村居民在这个点上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其结果亦无非有二：一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比城镇来说越拉越大；二是即使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也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
笔者认为，在此现象的背后，是我国长期体制不健全所导致的。新中国建国以后，由于长期实行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为主的政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速度十分缓慢，且由于政策的人为性，上世纪60年代甚至出现了“逆城镇化”的风潮，导致体制在初期就出现了偏差。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实行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小城镇化战略，此战略又把城镇化推进的速度降了下来，大城市的发展严重滞后，而小城镇的发展速度虽然十分快速，但发展质量却不高，仅仅是人口从农村迁移到了城镇，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的转变。直到中共十六大以后，政策开始转向，“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综合发展”的道路才令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走上了积极正轨，人口开始从农村大量进入城市，中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转向东部沿海地区，在带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的城镇化率，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
但体制问题当前仍旧没有彻底解决，户籍问题依然是阻碍我国城镇化水平由速度向质量转变的严重障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收入水平提高了，但是由于户籍的限制，其本人无法享受社会保险等福利，同时家中亲人也无法迁移至本人所在的城市。即使迁移过来，远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和歧视问题也令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艰难。他们会将所得的收入大部分寄回家中，造成了“这边赚钱，那边消费”的异地情况，因此这种人口城镇化的提高根本无法带动本地的消费水平，这是造成城镇化无法推动消费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乡消费的良性循环互动根本无法形成。因此，提高城镇化效率，尤其是形成城乡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发展格局，是我国借助城镇化推动消费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释放制度红利成为保持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发展的共识之下，一系列体制问题的破冰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释放消费增长潜力。这里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打破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培育城乡制度的贯通机制，以市场机制来解决城乡矛盾。这就要求应尽快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上有所突破，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户口的改变，其核心是城市福利待遇能否公平地覆盖到每一位进城人员。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仍大有可为。一方面，城镇化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众多和耕地资源有限，城镇化有强大的内在压力和动力。笔者此前测算过，农村劳动人口的完全转移，即中国完全跨过“刘易斯拐点”的时间点可能在“十三五”末期。因此，未来10年仍有 2亿-3 亿人需要进入城镇，届时我国城镇化率保守预计可能会达到 70%左右的水平。
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同时强调的，要把城镇化的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面对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果体制上的改革仍无法及时跟进，那么中国依靠投资“单条腿”走路的局面就不会改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遇到严重阻碍。如此，依靠“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消费转为内需型增长的目标又将从何谈起？
这一理论的诠释可以追溯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二元结构理论指出，城乡之间在劳动生产率、居民收入上的差异使得农村人口向生产率、工资水平高的城市转移，这种趋势会扩大整个社会的需求水平。
1978-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稳步提高至51.3%，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大大快于同期世界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约0.39个百分点的速度。但我们却并未看到消费率随之增长，我国的居民消费率自1978年的48.79%回落至2011年的35.42%。与发展路径可以借鉴的韩国相比，当前城镇化率与其1968年水平基本一致，但居民消费率却远低于韩国当时75%的水平。
虽然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处于高增长阶段、经济体制的转轨等都会影响居民消费率，而且消费率过高同样不是好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与东亚、东南亚类似国家相比，抑或是与欧洲同样的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均过低。基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应该能够推动消费增长，但在我国当前却出现了这种悖论。
笔者认为，其中缘由不是因为城镇化推动消费增长的理论出现了问题，而是我国城镇化效率出现了问题。城镇化无法有效推动消费，是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产生的现象，要分析其问题来源，则不能只孤立地分析城镇化，而是要将城镇化结合消费与工业化来进行分析。
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加使得需求上涨，进而带动工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供给，供给增加后工业化实现了拉动就业、增加收入的作用，进而传导至城镇化。工业化创造的供给需要由城镇化创造的需求来消化，消化的同时城镇化对工业化也形成一定的拉动作用。城镇化的推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条件、增强规模效应等途径进而传导至居民消费，使得消费水平增加，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因此，城镇化未能有效推动消费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使得工业化形成的供给无法被当前需求消化；二是城镇化无法对居民消费形成有效的传导过程。这样就形成了只能消费单方向的驱动城镇化，而城镇化却无法有效促动消费这样一种现状。
由此，城镇化的进程相对来说陷入了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其单独依靠农村人口进城而提高人口城镇化的手段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是破坏城镇化发展良性机制的一种盲目手段。由于城镇化推进缓慢，导致居民消费在城镇化这个增长极上无法有效运转，而城镇化推动的是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享受城市待遇，因此农村居民在这个点上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其结果亦无非有二：一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比城镇来说越拉越大；二是即使农村居民进入城市，也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
笔者认为，在此现象的背后，是我国长期体制不健全所导致的。新中国建国以后，由于长期实行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为主的政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速度十分缓慢，且由于政策的人为性，上世纪60年代甚至出现了“逆城镇化”的风潮，导致体制在初期就出现了偏差。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国实行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小城镇化战略，此战略又把城镇化推进的速度降了下来，大城市的发展严重滞后，而小城镇的发展速度虽然十分快速，但发展质量却不高，仅仅是人口从农村迁移到了城镇，生活水平没有实质性的转变。直到中共十六大以后，政策开始转向，“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综合发展”的道路才令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走上了积极正轨，人口开始从农村大量进入城市，中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转向东部沿海地区，在带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的城镇化率，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
但体制问题当前仍旧没有彻底解决，户籍问题依然是阻碍我国城镇化水平由速度向质量转变的严重障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收入水平提高了，但是由于户籍的限制，其本人无法享受社会保险等福利，同时家中亲人也无法迁移至本人所在的城市。即使迁移过来，远高于农村的生活水平和歧视问题也令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艰难。他们会将所得的收入大部分寄回家中，造成了“这边赚钱，那边消费”的异地情况，因此这种人口城镇化的提高根本无法带动本地的消费水平，这是造成城镇化无法推动消费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乡消费的良性循环互动根本无法形成。因此，提高城镇化效率，尤其是形成城乡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发展格局，是我国借助城镇化推动消费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释放制度红利成为保持中国经济继续平稳发展的共识之下，一系列体制问题的破冰才能从根本上有效释放消费增长潜力。这里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打破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培育城乡制度的贯通机制，以市场机制来解决城乡矛盾。这就要求应尽快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上有所突破，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户口的改变，其核心是城市福利待遇能否公平地覆盖到每一位进城人员。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仍大有可为。一方面，城镇化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众多和耕地资源有限，城镇化有强大的内在压力和动力。笔者此前测算过，农村劳动人口的完全转移，即中国完全跨过“刘易斯拐点”的时间点可能在“十三五”末期。因此，未来10年仍有 2亿-3 亿人需要进入城镇，届时我国城镇化率保守预计可能会达到 70%左右的水平。
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同时强调的，要把城镇化的潜力发挥出来，还要靠改革。面对如此广阔的空间，如果体制上的改革仍无法及时跟进，那么中国依靠投资“单条腿”走路的局面就不会改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遇到严重阻碍。如此，依靠“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消费转为内需型增长的目标又将从何谈起？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岳安时 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经济研究组成员）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