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长城:公益项目扶贫样本

作者:马广志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1-09 23:04:00

摘要:新长城’项目的资助方法使人的平等身份在大爱传递中连接与彰显,它催生了公益社会的幼芽,催生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10年、121301人次、2.3亿元人民币、500多所高校、117所高中,这一组数字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实施“新长城”项目资助贫困大学生和高中生的一个缩影。
    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告诉记者,从2002年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全国启动“新长城”项目。经过10年的辛勤耕耘和努力,这一项目从实施开始到2012年10月,在96所高校成立了“新长城高校自强社”,在117所高中建立了自强班,共资助500多所大学的5.6万名贫困大学生和8456名高中生。
    “‘新长城’项目在直接缓解受助学生经济困难的同时,还依托高校自强社、高中自强班的平台作用,实现面向受助学生的‘赋权’和‘赋能’理念,为受助学生心理健康和能力建设提供服务。不仅‘授人以鱼’,更看重‘授人以渔’。”何道峰说。
    经济与社会效应联动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累计募集大学生、高中生资助资金2.3亿元,累计拨款121301人次。放眼全国慈善公益事业,这并非一个太大的数字,但是当这份热情和关爱凝聚在每个学子身上,便显得弥足珍贵。
    重要的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新长城”项目不但改变贫困学生的经济窘境,还极大地改善了受助学生社会责任、关爱他们的意识和态度。
    2002年,来自农村的张虎被中国农业大学录取,每年学费5000元。当揣着2000元报到时,他知道学费成为了父母沉重的负担。庆幸的是,学校对贫困学生开通绿色通道,可办理助学贷款。但交完学费,张虎不得不考虑吃饭问题。这时,他成为新长城项目第一批受助学生。每年2000元资助,帮他度过大学最彷徨无措的第一年。同时,他通过自强社开始接触公益。
    “自强社是个温暖的集体,我们一起做公益,自己管理,还有志愿者培训,对我的成长帮助非常大。”张虎说,他在自强社认识了很多朋友,“新长城教会我自强自立,感恩回报。”
    从大二开始,张虎便向“新长城”项目提出将资助机会转给其他需要帮助的同学,他能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养活自己了。毕业后,他把第一个月的工资全部捐给新长城项目,他也因此成为受助者中第一个“反哺”的人。
    2012年12月24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举办十周年纪念表彰活动上,由范铁军、冉力省、刘大任等10名昔日受助学生代表发起成立涌泉基金,倡议接受过新长城项目资助的学子们,通过该基金帮助更多人,继续传递社会关爱。
    从一个需要别人资助的人到一个可以资助别人的人,这正是自强社、“新长城”项目所希望看到的。
    “‘新长城’项目的资助方法使人的平等身份在大爱传递中连接与彰显,它催生了公益社会的幼芽,催生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在纪念大会上,何道峰如是说。
    公益领域的扶贫样本
    “新长城”是一个教育扶贫平台。有研究者称,“新长城”是继“希望工程”之后重建的一条教育扶贫通道,它所带来的示范性作用,其意义远远大于实际资助贫困生的效用。
    自项目启动之始,“新长城”项目就确立了“传递社会关爱,锻造自强之才”的理念。“‘新长城’是一项理念先进、设计科学、管理规范的社会公益项目,不仅注重对特困大学生的经济资助,而且通过学生自治组织——自强社的活动,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公益道德文化建设,这是最大特色。”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说。
    一所高校里,新长城项目资助的大学生超过20人,“新长城”将在这所高校成立自强社。自强社由社员共同管理,通过自助、助人、拼搏、服务社会来传递社会关爱,实现成才梦想。到目前为止,项目已在全国96所高校成立了“新长城高校自强社”,直接受益的自强社社员近8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纪念大会上,何道峰宣布,2013年1月起新长城特困大学生项目的捐助标准将由每年2000元/人提至3300元/人。
    与“希望工程”不一样的是,“新长城”的活动特点是由非政府组织运作,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应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那么,如何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如何引导民众呢?何道峰的态度很明确:“引导民众首先就是让自己过得硬,把自己建设成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非政府组织。”
    这也是“新长城”项目的另一个特色,即采用1 1模式,资金使用完全透明。何道峰介绍说,通过结对卡把捐赠人和受助人双方的名字都写上,通过结对卡知道钱捐给了谁,通过学生回信捐赠人可以知道受助人什么时间拿到了钱。
    在项目运作过程当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力求尽最大努力铲除援助过程中的腐败,剔除多余动作与中间截流,直接将爱心传递给受助人;项目工作的原始记录和档案供公众、媒体和研究人员参与查阅、监督和研究。
      比如说,在推荐贫困生的程序中有一个环节,县级政府要出具申请学生的情况说明。然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并不只于此,它还要求,将受助学生的情况表格在被推荐学生学校内公开张贴,他该不该受到资助,让学生们自己去评议。
      在这一点上,何道峰的态度很坚定:“我们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管理逻辑。”
      或许正因如此,在第三方独立机构作出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评估报告(2002-2012)》中,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项目不仅带动同行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和高中生问题,而且为领域内同类资助项目在理念、操作模式方面提供借鉴样本。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