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劫富济贫有多可怕？

作者：薛涌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2-08-18 00:16:00

摘要：全球劫富济贫有多可怕？

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薛涌

   法国总统奥朗德不愧为“社会主义者”，刚刚上台就要兑现竞选诺言，把年收入百万欧元的富人的所得税率从48%提高到75%。虽然许多人怀疑如此激进的政策能否最终实施，但在法国富人中已经引起普遍恐慌。迁居国外顿然成了上流社会中的热门话题。
    此举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法国。众所周知，奥巴马一直就主张在富人头上加税，并有着很具体的计划：把年收入25万美元的家庭的所得税率从35%提高到39.6%。他的支持者巴菲特，也不遗余力地为此呐喊。如果奥巴马连任，美国富人被加税的命运恐怕很难逃过。
    这些加税的政策，表面上看是财政措施，实际上则是为老百姓“要个说法”，是民主社会的“阶级斗争”。如今，西方各国大多被财政赤字和债务所困，经济处于低谷，税收减少，情况越来越糟。摆脱困境之道，无非就是开源节流，想办法增加税收，同时削减政府开支。可惜，在经济不扩张的条件下，增加税收除了提高税率外几乎别无他途；削减政府开支，则往往意味着拿普通老百姓的福利开刀。这样的政策会把人都得罪遍了，在民主社会往往等于是政治自杀。最后，也只能拿富人开刀。毕竟他们人数少，在选票上无足轻重，是政治家得罪得起的人。
    财政专家早就算过账：靠在富人身上加税，无法解决美国的财政问题。法国就更是如此。年收入过百万欧元的法国人不超过3万，靠他们怎能解决6500万人口大国的财政危机？法国政府明年要想办法拿到330亿欧元的税收呀！对此，左翼政治家们并非不明白。真要削减政府赤字，还是必须削减福利。可惜，拿福利的大多数是支持自己的选民。老百姓自有一套“硬道理”：“我们辛辛苦苦工作，是华尔街那帮大款把大家都玩儿进了危机的深谷。他们不受惩罚，怎么反而要削减我们的福利？”所以，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奥朗德，都要先拿富人开刀，对自己的选民交账，然后削减福利才下得去手。一系列民调显示，奥巴马给富人加税的计划，赢得了选民的普遍支持。奥朗德更是口口声声说他“不喜欢富人”，并且打着给富人加税的许诺赢得大选。民意走向相当清楚。富人的恐惧也相当真实。法国早有名模、名厨、歌星移居国外的案例。企业界、金融界人士联手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发出末日警告：这样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把创造财富的人赶走，许多准备到法国创业的人停滞不前，对法国经济将是一场劫难。
    然而，这种高税率将扼杀经济增长的老调，如今已经不那么令人信服。看看各国的所得税率排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所得税率最高的是瑞典（56.6%）、丹麦（55.4%）、荷兰（52%）、奥地利（50%）、比利时（50%）、日本（50%）、英国（50%）、芬兰（49.2%）。美国的所得税，目前最高为35%，但还有最高达11%的州税；如果奥巴马的计划实行，39.6%的联邦所得税和州税相加，在许多州就可能超过50%。加拿大的最高所得税为29%，但省税可以到24%，加起来最高可达53%，也是北欧福利国家的水平。另外，德国的最高所得税率为47.5%；澳大利亚为45%，加上1.5%的医保税，实际上是46.6%。这些都属于经济最为发达、健康的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和经济困顿不能自拔的，则是西班牙（52%）、希腊（49%）、葡萄牙（49%）、意大利（47.3%），其所得税率固然也挺高，但大多属于西方国家的中等水平。高税率显然不是经济的核心问题。当然更不用说，俄罗斯的所得税率仅13%，但那并非一个有竞争力的经济。
    可以说，西方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建筑在高税率、高比例的财富再分配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怪不得巴菲特这个市场竞争中最大的赢家会出来说：“我在这个行当几十年，高税率的时候早就经历过，那时行内没见过所谓高税率会抑制人们创造财富的动机的任何例证，大家都干得欢着呢。在法国，巴黎经济学院的教授Thomas Piketty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证明高税率并不会降低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从法国现有的著名例证看，确实有名模、名厨、歌星被高税率赶走了，但是，这种人对经济的贡献非常有限，有时他们的离开，反而为新人留出空缺、创造机会。更不用说，这些人的成功往往是被法国特有的文化打造，除了做内衣广告的名模在世界畅行无阻外，其他的文化明星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本土滋养，离开并非没有成本。”
    不过，奥朗德激进的加税政策，风险确实相当大。75%的最高税率，实在是比欧洲邻国高出太多。法国的企业税率已经高达33%，在欧洲除了马耳他外是最高的。如果所得税率再比邻国高出百分之二十几，就会创立一个史无前例的落差。要知道，欧洲文明，自中世纪以来就鼓励跨国流动。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和制度相近，各方面的交流频繁，你在一国受迫害，可以轻而易举地移民到其他国家，移民成本在世界各地区中几乎是最低的。这样，思想、技术、资本都追踪着最优化的制度而去，任何君主或宗教势力都无法一手遮天。这就是被一些西方史学家津津乐道的“欧洲的自由”，是西方领先于世的重要制度基础。欧盟、欧元的创立，则更进一步地降低了这种流动的成本。在这方面，欧洲已经和美国的联邦体制非常相似。无论在人口、经济总量，还是领土上，欧盟和美国都有相当的可比性。而欧盟中的各国，如同美国颇为独立的州一样，靠着自己的制度优势吸引自由流动的人口。所以，认真分析一下就看得很清楚：欧洲各国的最高所得税率大致都在50%上下浮动，相差很小。这是自由流动的竞争所形成的格局：人们如果为四五个百分点的税率迁移，大多得不偿失。但是，如果税率相差到两位数，则另当别论了。
    这也怪不得，比利时的地产商一方面说奥朗德发疯，一方面为他的政策欢呼：比利时和法国一界之隔。法语是比利时三大官方语言之一，两国的历史文化姻缘几乎不分彼此。从法国搬到比利时居住，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上几乎没有不适。比利时的最高所得税率为50%，本高于法国。如果法国提高到75%，很多富人即使仍然在法国经营，也可以到比利时安家，让比利时的地产商大发一笔。许多跨国企业，都声称正在根据奥朗德的政策研究重新分布自己的总部和支部的战略。如此高的税率吓走许多投资者，绝非耸人听闻。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全球化的背景，奥朗德的赌博之成败，其意义就不限于法国本身。试想，如果法国提高了税率，美国也提高了，其他西方国家左派上台后，加税就更是有恃无恐：“别拿资本外流来威胁我。大家都加税，看你往哪里跑？有本事就移民俄罗斯！”西方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现在的富人，比如华尔街的精英，是为自己创造财富、把邻居们搞破产的人。他们不过是倒来倒去，没有创造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这些金融赌徒裹挟着自己的财富走人，社会的损失很有限，从长期看甚至可能得益。从爱迪生到盖茨、乔布斯，这些创造者虽然都是生意人，但税率再高也挡不住他们工作的热情。以民主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为更多这样的天才创造更好的生长条件，包括加大教育的公共投入，社会岂不会更有竞争力？
    西方社会的左翼，同样可以用市场经济的语言对富人发表宣言：我们是这个社会的持股人，你们是在我们所持股的社会中赢的。我们要求分得更多的红利。你们如果不喜欢，那就请到一个肯让你们“拿大头”的社会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