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夫:五年,一个周期的价值
当美国人约翰·S·戈登写的那本《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中文版出版几个月后,中国证券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次大牛市拉开了序幕,很多人正是从书中受到启发,才能够在2007年牛市之初就对牛市作出了极富想象力的预测,书中所描述的各种情形对于中国投资人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来理解牛市进程受益匪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宏观调控也是这一轮牛市所导致的,这一点迄今令人印象深刻。当时,过高的股市竟成为政府启动宏观调控的理由,这一点在全球范围难以寻到更多的案例。不过,从更多方面来讲,中国股市牛市的中止与《伟大的博弈》所描述的1929年那场灾难似乎并无多大的不同。
2007年牛市反映的是中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的史诗般的进程,而在2005年之前,公司股价的走势完全不能反映中国经济的成就。由于若干年的不断积累,中国民间所蕴藏的巨大流动性成为随时可能引爆的巨大能量之源,成为了随后五年内中国资产价格走高的主要动因。2007年的牛市总爆发也要拜赐于中国股市所进行的制度性变革,股权分置改革产生的制度性红利成为了股价最终走向泡沫的最终解释,获得了制度保障的大小非们尽一切可能在泡沫破灭之前使利益最大化。
2008年,次贷危机结束了一切。但是,美国次贷危机并不能用来解释当时中国经济突然衰退的全部原因,中国经济受到的伤害首先应归因于一场输入性的通货膨胀,曾经高达140多美元的原油价格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对于这个极度依赖低端制造业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庞大经济体来说,过高的能源价格无异于真正的灾难,当全社会的利润不断向垄断的石油企业集中的时候,中国经济的一场劫难已经在所难免。
而危机的来临首先是通过一连串的偶然性来体现的。这一年,年初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的巨大破坏成为了宏观经济拐点的诱因,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当时的货币政策仍然没有脱离紧缩的惯性。在这两场灾难过后,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出现及时松动,可以预料到的是,接下来的事情会让政策制定者感到更加严峻。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中国经济随即被拖入泥潭,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只是周边环境所致。
《伟大的博弈》一书提供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在1929年危机前,胡佛政府不顾1000多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奋力反对,贸然提高关税致使世界贸易体系崩溃,美国出口商品锐减。另一事实则提到美联储在当时股市崩溃时的责任。本杰明·斯特朗将美联储的责任定义为“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们将有能力通过向市场大量注入货币来缓解危机”。但是“美联储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维持着斯特朗的反通货膨胀和经济紧缩政策,将利率定在远远高于当时新的经济条件所要求的利率水平之上”。“当美国经济在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通货紧缩中几乎被冻毙的时候,美联储还在为美国经济开着治疗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退烧药。”
这样来看,一切就变得非常明白了。在需要继承美国自由贸易精神的时候,他们放弃了,在需要改变杰斐逊放任自流的地方,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所导致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流向市场的钱急剧减少了。
全世界的不幸在于,决策者从过去曾经犯下的严重错误中得出了更加错误的结论,这比灾难本身更加令人难以接受。自1929年以后,一种叫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方法左右着各国政府决策,在每每遇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首先想到增加财政刺激手段渡过危机,尽管其中有货币学派一度揭穿这个凯恩斯主义的谎言,指出它正是战后多次通胀的根源。但是由于它对每个在任政府推动短视但功利的经济政策十分有利,所以迄今仍然大行其道。自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联储通过向市场注入多达几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来拯救那些在投机操作中忘乎所以的金融机构,它们连续几年保持零利率不变,在持续了两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之后,还有更多的人期望美联储会推出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他们从1929年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是,只要保持印钱的速度,最坏的情形就永远不会出现。
但是,这样的情形在世界其它地方却出现了。2009年当美国人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时,他们在太平洋的彼岸找到了一个慷慨的战略伙伴。令全世界惊讶的是,中国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史无前例的4万亿计划。货币政策制定者显然仍在为危机前未能及时调整政策而调整步调,故而在危机中出现偏激的政策意向自然在所难免。政府通过启动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其它市政建设来拉动国内需求,国家储备部门动用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入市大量收购无人问津的原材料产品,使得价格水平从低位向上猛烈反弹,上游原材料企业在短短半年内就经历了冰火两重天。当然,受益者也包括国际上那些著名的矿石产品供应商,由于价格上升,喜出望外的力拓公司迅速撕毁了与中铝的收购合同,这家公司在随后两年里通过向中国供应矿产品而赚得盆满钵满。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建设资金,使得全国建设热情无以复加。但是,两年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低效率投资所引发的问题非同小可,地方融资平台高达几万亿的债务成为金融系统的大患。
4万亿当然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那个时候,中国的GDP还只有25万亿人民币左右。4万亿计划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许多前景,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前景,后来中国的许多经济政策都不得不与当时的那次决策联系起来,实际上,有关4万亿的利弊得失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4万亿计划出台的时刻,并没有很多人会意识到,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种比危机更长久的痛。随后两年所出现的通货膨胀将全民拖入一种从未有过的焦虑之中,在由楼市和各种疯狂的价格炒作引发的问题频频爆发后,政府部门开始为当时决策的有失分寸而后悔。要感谢这一次的经历,中国人民开始思考,GDP与人民的幸福感哪一个更加重要!
欧洲人此刻需要思考的问题会更多一些。同样是应对债务危机,美国人选择了财政刺激以及宽松货币政策,中国也推出了震惊世界的4万亿计划,而欧洲人则选择了财政紧缩,尽管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在过去被证明是一个祸害无穷的东西,但是全世界仍然在像吸食毒品一样将其视作救市之宝。只有欧洲人,一直以一种理性而冷峻的态度来对待尤如山倒的危机,默克尔和萨科齐坚定地将紧缩财政作为解决问题的核心,这完全有别于美国人的态度。但是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上台的左翼领导人试图改变既往的政策,一种称为欧洲增长计划的新思路正逐渐占据上风,要紧缩调整结构,还是要刺激增长,不止是欧洲人,全球经济正面临着两条经济路线的公开比较。
五年里,全球经济经历了两轮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对于中国投资者,是一次并不常见的心理历练,全世界将见证一个新兴经济体在大国崛起中所经受的洗礼,至少,在中国经济再次经受衰退困扰的过程中,那些试图以更大的投资来刺激国内经济的做法很快受到了猛烈的批评,以至于这些曾经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结构的思想一时再难以找到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些代价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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