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春运难须调整城市化战略

蔡永飞 民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法学博士

   1月8日，2012年春运正式启动。据报道，春运中将有2.35亿人乘火车回家过年，公路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8.45亿人次，总共将运送31.58亿人次。令人震撼的春运数字不能不再次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中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众所周知，每年春节期间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庞大人群主要是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工作，但家在农村，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春节的时候一定要和家人团聚，所以就形成了古今中外所仅见的春运人潮。能够完成春运是政府执政能力强的表现，但春运现象的存在则恐怕并不是执政能力强的表现。
    事实上，之所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为中心的春运，是因为现代化（主要是工业化）的资源集中布局在这些城市，因此城市必须也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但城市只吸纳劳动力从事现代化建设，却没有打算把这些劳动力留在城市，而听任几亿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
    这种把现代化建设过度资源集中于一部分城市的不合理性还得到了其另一个后果的证明，那就是过高的房价。由于资源集中在这些城市，这些城市的房价就在强劲的刚性需求推动下只升不降。有学者把房价过高解释为金融问题、市场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而根本在于城市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战略问题。要想缓解乃至消除春运现象以及房价过高现象，关键是要调整现阶段的现代化战略，尤其是城市化战略。
    第一，在宏观上，规划城市的布局和规模必须把城市化和工业化紧密结合起来。一些学者提出中国应当建设若干个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几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的设想是完全错误的。人口是跟着现代化建设的资源走的，哪里资源多，哪里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大、人口就多。北京市朝阳区的CBD、西城区的金融街、海淀区的中关村聚集了人口，因为不仅工商企业本身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还聚集了大量为其服务的劳动力，所以通向这些区域的地铁和公交车每天都在春运。有人形容说，在北京上班高峰时要想乘地铁出行，必须从家里带一个人从后边推才有可能进入地铁车厢。因此，在今后的城市化进程中，像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要建设成为宜居城市，就应当像把首钢转移到曹妃甸一样把CBD、金融街、总部基地转移到平谷、廊坊、涿州等地，让它们带走1000万以上的人口，不仅北京从此有望成为宜居城市，而且这些人口就可以在那些地方扎根，而不再成为春运的对象。
    第二，把建设大城市和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城市主要是工业中心，作为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过渡地带的城镇，则可以主要是生活休闲和消费的中心：把大城市一部分人口转移到附近的城镇居住，使城市大工业从业者在城市工作、在城镇生活和消费，同时吸纳更多服务业从业人口，这不仅仅可以使城市、城镇相得益彰，而且也将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路径。试想廊坊、涿州这样的城市建设成为200万左右人口的工业中心时，不仅这些城市本身可以留住大量人口，周边半小时车程内的城镇也可以让附近城市就业人口以很低的成本市民化。
    第三，把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推进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并着力提高新城镇居民的公共服务水平。相对于农村区域来说，如果城镇地区的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不低于城市，那么城镇地区就不仅可以接纳那些在大城市就业的新市民，还可以引进参与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农民。让现有农村的留守农民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城市区域引进高素质劳动力进入农业。在较多农民工选择进入城市、农村具备发展规模农业的条件下，小城镇或者一部分可以保留的自然村都可以迎来作为现代农业主体的新农民。最重要的是，只有在推进城市化、城镇化的同时建设好新农村，才能为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城镇还是留在农村之间作出抉择提供条件，从而最终解决农民工的春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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