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松：让艺术记录生活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执迷于架上绘画的王庆松，其成名不是因为油画，而是观念摄影作品。在近几年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他的摄影作品已进入中国拍卖纪录最好的前三强，《跟我学》、《乞求者》、《老栗夜宴图》等作品已被多家艺术基金会收藏。但提起观念艺术家这个称谓他却觉得那是在骂他，他说他从未觉得自己是在做观念摄影，而是在从事新闻工作，在记录现实生活。
这个人到中年的艺术家，只是稍微有些发福，没有显露出稳定生活后的慵懒，依然保持着他惯有的戏谑和嘲讽，光头上飞扬着稀稀拉拉几根白发，除了张扬着他的个性，其实也在述说着他狂热的野心，他想成为当代最好的摄影艺术家，他说他要拍到100张，然后就不拍了，会停下来做一个展览，算是告一段落，作为一个时期的总结。然后他会拍电影，因为他觉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就没有电影，也没有艺术，他要拍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可以超过台湾导演蔡明亮。
这个做事情喜欢做到极致的人，正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做跨年大展——《新年好》，他俨然将唐人中心编排成了一个另类的摄影棚。一些精心设计的日常物品被带离现实，营造出一个悬浮的节日现场：自行车、玩具、零碎物件，破烂不堪又五光十色，就如同我们拥有却未曾拥有过的记忆一样虚幻，这究竟是大众式的狂欢还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还是稍纵即逝的梦，就如同我们年代的理想。
从艳俗到装假
《华夏时报》：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你们这些艺术家就在圆明园画大白菜，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嘲讽，这让我想起杜尚的《泉》，他把马桶当做艺术，引来一片哗然，结果却开创了达达派。
王庆松：这是因为西方有完整的艺术史，杜尚的意义在于他对艺术的批判和反思，实际上他是在嘲讽架上绘画，而我们的现代艺术是从写实开始的，当时西方已经从现代艺术进入立体、抽象到后来的达达、超现实，他们有完整的脉络，而我们是在80年代后，才真正意义上有现代艺术到后来的当代艺术，所以在表现和审美上都比较混乱。
《华夏时报》：所以在王广义的波普、方力钧的玩世后，你们想到了艳俗？
王庆松：当初是怀着艺术的梦想，来到了圆明园，开始画了一段时间的表现艺术，但觉得很压抑，当时已经感觉到这个时代变了，以前觉得神圣、严肃的东西已经转化成商业被消解，我就想到了生活中的元素，而大白菜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到的，于是就把它当做了一种媒介。
《华夏时报》：艳俗生活变成了一个艺术流派后，但却没人再坚持，你转向了摄影，比如杨卫转向了写评论。
王庆松：这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在当时社会资源和平台有限的情况下，大家需要群体意识，需要相互绑起来发声。当在做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想成功得到评论家的肯定，自然会产生矛盾。因为艺术是非常个人化的，如果人品和思想不行，肯定会阻碍你，因为人品是你跟社会、朋友、周边人的关系。除非你是一个奇才，我就要自己弄，跟谁都没有关系。后来走向影像也有这个因素，就是考虑“艳俗”这个群体里关系太复杂。
《华夏时报》：你早前是拒绝摄影的，而在我看来摄影是技术活，所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你转向摄影是不是因为商业上的考量？
王庆松：我早前拒绝摄影，的确没有觉得摄影是艺术，感觉摄影跟设计、装修差不多，属于技术工种。艺术家才是自己发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开始做影像时很矛盾，但摄影是当代艺术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有一个原因是绘画作品有时很难表现当下复杂的社会现实，它需要现代一些媒介，还有科技合成等，当我想做好摄影时，就不觉得它只是一种技术活了。当下有这么多摄影师，但可以说很难有人超越我的。如果说是单纯为钱，我完全可以去拍广告，其实还是想做一些真正的东西。
《老栗夜宴图》
《华夏时报》：《思想者》、《老栗夜宴图》，尽管被很多人看好，但我还是觉得它不够真实，甚至有些庸俗。这些浓妆艳抹，精心制造出来的夸张得像舞台剧，这是不是摆拍摄影故意要的效果？
王庆松：这是我早期摄影作品，当时是找模特摆动作，让他们化很浓的妆，其实是想达到一个效果，因为我们的社会到处都在装，大家活在一种虚假中，在动物园批发市场卖几十元钱的衣服到了商场贴上品牌价格随之会涨上好几倍，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到处都是假商品和假话。这些模特都是戴着面具生活在舞台的人，他们在表演现实生活，但我后期作品发生了变化，我觉得拍他们摘下面具后的生活更精彩。
《华夏时报》：你拍了一系列与历史对话的作品，是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反思。
王庆松：《老栗夜宴图》是仿《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是南唐知识分子，其实他生活的奢靡和今天没有两样，我用摆拍的方式再现了他当时歌舞升平的场景，在政治上不得志，他只好寻求物质刺激，夜夜笙歌。老栗作为知识分子，他忧虑的眼色赋予了作品另一种意义。老栗现在觉得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好评了，因为中国这几年来已经没有艺术了，大家都进入到一种商业的标准中。
《华夏时报》：我们完全被消费文化主宰，到处是歌舞升平，一派繁荣，而你作品中的可口可乐、耶稣，完全被你作为符号再一次被大众消费？
王庆松：看一看我们的城市，满街的流行色彩，高层建筑，各种各样的西方产物充斥在我们时尚的生活中。麦当劳在美国和欧洲只是一个快餐厅，如同我们吃包子、油条，可进入中国就成了极品食品，常有人在那里聚会、请客，它完全变成了一种潮流，让人晕眩，感觉中国已经被另一种文化取代了。
我反对悲悯
《华夏时报》：你也消费耶稣，好像世界没有神圣的了？
王庆松：耶稣在西方也经常被拿来调侃，并不是我在反讽信仰，我只是想让自己成为普通大众的一员，这样才不会让自已有所悲悯，因为我反对在作品中加入感情色彩和立场。在我的作品中，创作者只有一个旁观者。
《华夏时报》：这样看来你是在做新闻摄影，而谈不上观念艺术？
王庆松：你真的认为我是新闻摄影？其实你说对了，我做的就是新闻，我是在记录生活。我认为那些把我归入观念摄影的批评家是在骂我。我从来不承认我在做什么艺术，中国没有艺术，你看无论是绘画、音乐、电影，哪有什么艺术。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装，所以揭示真相就显得尤为重要。
《华夏时报》：你的《乞求者》在纽约苏富比拍卖引来很大争议，一个中国人乞丐样爬在地上，前方是一位拎着钱袋和带着一只小花狗的外国女人，有人觉得你在污辱中国人，有意取悦于西方？
王庆松：我们生活中这样的事情还少吗？你只要到三里屯走走，到处就可看到抱住外国人大腿的小孩和满街的乞讨者。在冬天的早晨，我几次看到一些冻死的人，甚至还有更惨的。我不是在虚构，而是用艺术再现了真实。为了拍这张片子，我准备了很长时间，也拍了很多真人真事。所以说当我拍到100张的时候，就不会再拍了，我会做一个展览，并且会展出拍摄前后的视频，我认为它会是特定时期的历史资料，这比艺术更有力量。
《华夏时报》：源于我们没有新闻，所以你想用艺术来替代新闻，这或许恰是你摄影作品的价值和意义？
王庆松：因为平台不是自己的，你不可能做真正想做的东西。在我看来，新闻大多是剪接出来的，而我的作品最好就是看图识字，它在我的作品中，创作者只是一个旁观者，是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而一旦集中，就能够看到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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