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尝试理解大国兴衰命运

    如果世上真有一把奥坎姆的剃刀，能够把一切非必要的逻辑全部剔除，那么在历史中穿行无疑是件幸福的事，而带着这把剃刀来看待大国的兴衰，我们无疑会得到一个简单、清晰的图示而不是迷茫。可惜，正如希腊古谚中所说：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从古到今，无数智者对大国命运的解读早已汗牛充栋，但往往一种解读甫一提出，就会引起争论，我们眼前的迷雾似乎并没有因为解读的出现而减少。从这个角度看，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遍请诸位名家从各自的学术观点解读大国的兴衰，更将其编为《资本》、《开放》、《大国》三本书加以出版，无疑是一种以务实而多元的态度解读大国命运的努力和尝试。
    二战前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之所以能称之为全球性的大国，不仅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军事实力，更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套遍布全球的金融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们的物质实力转化成了一种全球信用，正是这种虚拟的信用为他们称霸全球的行动提供了支持。而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资本成为了关键。《资本》一书恰在此方面解读了金融资本对国家的影响。大国的发展往往会经历一个个重要的关口，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为什么会做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选择？这个问题似乎像一个永恒的话题一样，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元命题”。“世纪大讲堂”中的诸位名家在自己的学术领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这在《开放》一书中体现了出来。大国走过的道路上布满了历史的尘埃，扫除历史的尘埃，重新追求当年大国走过的足迹，也许有助于对大国的命运进行更深刻的认识。在《大国》一书中，精于历史的诸位专家考察了中外几个大国的历史，给出了自己对当年大国足迹的认识。在这三本书中，无论是注重市场经济的林毅夫、吴敬琏，还是关心社会福利的秦晖；无论是专门研究外国历史的汤重南、关贵海，还是关注本国历史的席慕容、吴宗国，他们各式各样的思想碰撞出来的正是历史的真实、大国命运的真实。三本书连在一起，以资本、历史和大国兴衰为注脚，为理解大国的命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如刘长乐在书中序言中对“世纪大讲堂”的评价：“把大中华文化圈知名学者的最新学术思想成果，从小众范畴搬进国民大课堂，是方法，也是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三本书不仅仅是各家之言的记录者，更成为了这种态度的宣传者，这也正是这三本书真正的价值所在。
    “世纪大讲堂”的广告词上说这是一场“思想的盛宴、学术的殿堂”，但在我看来对于以三本书中众多名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这种比喻还没有真正揭示出他们的价值和贡献。真正的思想的光芒不仅仅是一场盛宴，更是一种警醒，是对独立人格的培养和对话语霸权的批判。在知识分子所构建起的学术的殿堂中，大众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这殿堂的华美，更是一场灵魂的洗礼。 
    正如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批判话语霸权也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回顾大国发展的历史，不论是重商主义引导下雄霸整个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法国，还是在短短几十年间迅速崛起的东邻日本，其国家衰败的最早征兆不是财力或军力的匮乏，不是缺少长袖善舞的外交手段，而恰恰是本国知识分子群体独立人格的丧失和一代人的集体失语。而由此看来，作为传播形式的电视媒体本身更彰显出其宝贵之处。媒介是大众化的同谋，当高居庙堂之上的深奥学术，通过各位名家的讲述而能进入普通人的理解中时，电视媒体作为大众媒体，它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平台的提供者，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建构者。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每个人的每一天都会被媒体全方位包围与建构。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自觉和天职可以不再是一种小众化的存在，所谓思想和学术也走向寻常百姓，而不再像过去一样披着些许神秘主义的面纱。而这些变化对于国家显得更为重要和珍贵，因为知识分子就是国家的“守夜人”。
    这样看来，也许在大国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强势媒体的电视媒体比以前的任何时代都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当年大国的崛起离不开资本一样，也许当今的大国崛起也离不开电视媒体。黑格尔曾经说过：“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人类从来就不会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可惜，黑格尔从来没见过电视，让我们用这三本书告诉他老人家，“你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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