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利好终结了资本市场的模糊定位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9月18日，在历史上是纪念日。2008年的9月18日，对于中国资本市场也是一个纪念日。在一次次失望、无奈、愤怒之后，政府终于联手开展救市大行动。印花税单边征收、汇金以准平准基金形式入市、国资委支持回购，三大利好同时出台。翌日，沪指开盘报2067.64点，上涨171.80点，涨9.06%；深成指报7110.77点，上涨547.70点，涨8.35%，上午已有1300多只个股涨停。这是中国资本市场设立以来对于利好政策反应最热烈的一次。
近期以来几乎每到周末，证监会都有所谓利好政策出台，但是市场要么反应冷淡，要么反向而行。官方背景的权威媒体也一直在持续发声，希冀市场如过去一样振臂一呼，信心就可恢复。这一切举动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回过头来看，“9·18”之前的种种举措，就是资本市场既有监管方式的一次次试错过程，一次次失败说明，如今的市场已和过去习惯的市场大为不同。在11个月的剧痛之后，舆论已经不能左右投资者，微小的调适已经不能取信于投资者，单一的针对性措施已经不能拯救投资者。剧痛之后，中国资本市场不再是投资者需要教育和引导的市场，在重重危机和巨大代价面前，已经进化成投资者考验管理者的一个市场。
“9·18”的三大政策，是管理者面对考试、质疑之后交出的一份答卷，资本市场迅速给出了高分数，这是一个值得的分数。与“4·23”以及之前的多次调低印花税之举相比，印花税单征是18年来首次，不仅具有直接的救市作用，而且本身就是政策纠偏。一个市值蒸发掉20万亿、近乎所有投资者财产都大幅缩水的畸形市场，从政府道德到民生理念出发，都没有理由继续在投资者的伤口上撒盐，继续与民争利。跳开道德领域从宏调政策变革角度考量，印花税单征是财税政策由稳健向积极方向转向的一个组成部分。印花税单征发出了这样的明确信号：广大投资者也被纳入了宏调变革的考量视野之中。从近期扶持中小企业到“9·18”扶持股市，可以理出一条渐趋明晰的政策脉络：当务之急是保证企业的融资渠道不能阻断，保证投资者的钱包不能无抵抗地瘪下去。在此关注的背后，是刺激生产和刺激消费欲望这两个保增长的主要凭借已经成为新的经济政策核心。可以说，“9·18”行情证明了这样一个时刻：资本市场是改善经济环境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这一点在过去并不明确。
佐证这一时刻的是其他两大政策。汇金高调宣布入市，扮演的就是中国式的平准基金的角色，稳住了金融股，大盘就可稳住一半。国资委支持回购，是继央行、财政部、税务总局之后又一个明确表示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强力部门。这是一次过去少有的政府部门联合行动，表明“9·18”行情来自更高的决策层。同时出台是预案在此之前已经“定稿”的一个证明。决策层高度关注并备有预案，才是“三大利好”背后最大的利好。
上周华尔街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是政府展开救市大行动的推手。一周之内，雷曼兄弟破产、AIG被政府接管、摩根士丹利寻求全球买家；一周之内，全球主要央行向市场投放了4000亿美元。金融市场上演的一幕幕毁灭与拯救，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警觉，也是下决心的过程。各种市场管理理念的演绎，不同经济体的合作方式，是同样被牵连到这场危机中的我们可以借鉴的。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经济政策趋同的趋势也开始显现。六大主要央行联手行动似乎正在成为这一趋势的重要表征，中国的经济政策与其他主要经济体走向相似，也在情理之中。
“9·18”能带来多少信心和多大行情？审慎者多于乐观者。这是正常的。历经11个月的痛苦带来的恐惧不会风吹即散；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和外部环境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利好行情仍然意味着反弹而不是反转。企业的赢利水平和财务状况不会因为股市好转而真正好转，投资者仍然担心此次救市成为“4·23”后行情的重演。这种可能性确实很大。推动市场氛围真正好转，让救市政策效应真正发挥出来，还需要宏观政策更清晰和完整的调适。
三大利好不是熊市的终结者，但却是不作为的终结者，终结的是资本市场的模糊定位。“9·18”对其他政策面也应该带来示范效应。原因很简单，空前混沌混乱的外部环境下，我们自己的市场和经济，再经不起失望、无奈、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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