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说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谣言猛于虎。
日本9级大震，没有给千里之外的中国带来海啸，却带来了一股比海啸更可怕的“抢盐”浪潮。
天下无盐？天下皆盐！
抢盐浪潮，是闹剧，更是悲剧。
从中国古人学会“煮海为盐”起，4000多年来，我们不曾离开过它，甚至它已经淌进我们的血液之中。
盐，推动了文明，却又将太多的战火“烧”进了历史；盐，造就了繁华，却也让城市陷入了泡沫的危机中；盐，带来了财富，却也是无数人的一部血汗史。
如果说，水是生命之源,那么，盐就是文明的摇篮。
川盐古道
不仅仅是一条盐路
当“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被人铭记，并且经常被挂在嘴边的时候，“古盐道”，这条曾经的“生命线”却很少有人提及了。
在中国西南，四川珙县与云南盐津县交界的地方，有一座关口，叫“豆沙关”。控制着川滇门户，号称是“川滇第一关”。如今，关口前面的石板上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很多凹凸的马蹄印，似乎在诉说着这里往日的繁华。
行走在古道上的
“白金”
山西河东盐池产湖盐，江苏两淮盐场产海盐，而四川盆地产的却是井盐。李冰两千多年前挖掘了四川境内的第一口盐井，四川盆地和周边数省长期缺盐的历史从此有了改观。盐也成为四川对外省贸易中的主要商品。
“川滇盐道”是从今天的成都出发，经乐山、宜宾，过豆沙关，再经昭通、昆明，与其他的道路不同，盐，是这条古道上最重要、最常见的“行人”。
虽然云南也有盐井，但与盛产井盐的四川相比，其产量与数量还是不能完全满足云南的需求，所以一直以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景：古道这头，四川的盐或布匹，从成都平原出发，在宜宾换乘小船渡过长江，然后在绵延的山路上曲折南行，最终通过豆沙关进入到云南境内。继续南行，过昭通，到达昆明或是更远的大理；古道那头，云南的中药材和茶叶也是经昭通，过豆沙关，然后卖到四川甚至中原地区的。可以说，“川滇盐道”见证了云南和四川以及中原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
事实上，从四川出发的古盐道有很多，不仅仅是“川滇盐道”一条。
湖北、湖南自古无盐。清朝中叶以来，从四川贩运“私盐”到湘鄂两省进行交易的现象就普遍存在。为了避开官方的缉私，他们避开长江这条水道，穿过神农架往返于四川。于是，一条沟通川东、鄂西的“川鄂盐道”诞生了。不过，真正让川盐大量流入湘鄂两省，却是因为一次社会动乱。
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淮盐运道受阻，不能上运湘鄂。清政府因此命令“川盐济楚”。这给川盐以广阔的市场，自贡的盐业得到迅猛发展，并成为川盐之首，延续至今。84年后，中国历史上又发生了第二次“川盐济楚”。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海盐生产陷入困境，同时，向西运盐也受阻。第二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立即销往湘鄂两地。川盐，以及作为中心产场的自贡，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
盐道：
苦难盐丁的生死路
四川盐业的兴盛，离不开一个特殊的群体——盐丁。据说，在宋代社会中，地位较为低下的是所谓“三籍”，分别为军籍、匠籍、灶籍，这里所指的“灶籍”就是盐丁，是三籍中最没有地位的。盐丁的生产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终日在旷野下超负荷劳作，而据史料记载，井盐生产中最重最累的活，也都是役使罪犯来担当。这些盐丁经历的艰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不仅仅是这些制盐的盐丁，行走在古盐道上的盐丁同样有一段常人很难经历的辛酸。
一般来说，行走在古盐道上的盐丁，都是盐帮中的大盐商所雇用。盐丁们靠双肩背负，或用骡马驮运，千里迢迢，每日却只能前行30-60里，还要翻山越岭，有时甚至要在悬空的栈道上行走，其中的艰辛让人难以想象。据说，有时住店晚了，客店通铺已睡下太多的人，店老板就用一根粗木杆沾上水，使劲往人堆里插，让开一条缝，后来的便趁势钻进去。四川一带多雨天，所以沿途悬在壁上的洞穴也是盐丁经常栖息的地方。夜晚，在地上生起一堆大火，烧饭取暖，驱散野兽。不仅如此，盐也是劫匪猎取的对象，盐夫得结伴而行，时时提防，处处谨慎。
古盐道是生财之道，但也是一条充满苦难的道路。
河东盐池
“历史”，从这里开始
在今天山西省西南端，有一条山脉横在那里，从河套平原开始一路南下的黄河突然在此改变流向，转而掉头东去。这条山脉便是中条山。在中条山的北面有一条狭长的湖泊，湖泊岸边曾到处都是白色的晶体——盐，这便是中国1000多个盐湖（盐池）中最著名和历史最悠久的运城盐池。又因运城地处黄河东岸，所以也称河东盐池。
“河东”，
诞生华夏文明的地方
河东盐池所处的运城盆地，北有吕梁山，南有中条山，四周山上的水汇聚到盆地中央形成一个封闭型天然内陆盐湖。夏季的运城，是华北乃至全国最炎热的地区之一，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2.6℃。光照资源也很丰富，520毫米的年降雨量，蒸发量却达到2300毫米，湖面总是雾蒙蒙的。不过从中条山谷里吹来的猛烈南风很快就将水汽吹散，加快了盐晶体的析出。这里的南风强烈到什么程度呢？盐池湖畔的蚩尤村中，民居不再是传统的坐北朝南，相反，为避开风向，这里都是坐南朝北，背向中条山。
关于这个蚩尤村，据说曾是蚩尤部落的所在地。
相传，黄帝与蚩尤为了争夺河东盐池的控制权，双方集团不惜一切代价大打出手。几次大战，黄帝最终胜利，他将河东盐池牢牢控制，成为各部族的首领，成为了“华夏始祖”。这一点，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所写的：“解县（编者注：今运城盐湖区）附近有著名的解县盐池，成为中国古代中原各部族共同争夺的一个目标。因此，占到盐池的，便表示他有各部族共同领袖之资格。”
黄帝之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也都位于河东盐池周边地区，这很可能与这里的天然盐有关。之后，夏都阳城（今登封）、商都殷（今安阳）、西周都镐（今西安）、东周都洛邑（今洛阳），也都在河东盐池的消费范围之内。几乎没有太多争议，古称“河东”的这块土地，因为有盐池之利，也算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盐池里的
资本主义萌芽
事实上，作为华夏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的河东盐池，很长一段时间，它所产的盐就是天日曝晒，自然结晶，集工捞采。这种自然晒制成盐的方式，不需投入太多人力，不费晒制工本，与需要火煮的海盐相比，很是便利，河东盐池无疑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不过，由于完全依靠天然晒盐，产量得不到保证；同时，因为不假人力，不事加工，河东盐池中含有的大量芒硝和硫酸镁等杂质都不容易析出，所以在唐代以前，河东盐池所产的盐都是发苦的“苦盐”。
进入唐朝，河东盐池不再“自然晒盐”，而是采用了“垦畦浇晒”技术。所谓“垦畦浇晒”法，就是运用人工，垦地为畦，畦旁有渠、有路、有门，将卤水灌入畦地里，再浇上一些淡水，经过日光曝晒、风力蒸发，五六日就可晒成。而且，这样生产出的盐，色白味正，不再发苦。河东盐池早期的生产方式由此彻底改变了。据记载，在唐代宗大历年间，河东盐池的盐利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
元代，河东盐池废弃了唐宋完成并发展了的“垦畦浇晒”法，重新恢复了天日曝晒，自然结晶，集工捞采的生产方式。河东盐池的生产受到破坏，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受到挫折，盐产量大大减少。幸运的是，明清两代，在河东盐池继续实行“垦畦浇晒”法。河东盐池终于恢复了它往日的繁华。
清顺治六年，政府在盐业政策上进行重大调整，实行“畦归商种”。即政府将盐池的盐畦租让给盐商晒盐，并向盐商征收畦税。盐商既是盐的生产者，又是盐的运销者，集生产、运销于一身，更为有利可图，由此进一步促进了盐业生产的发展；同时，盐商经营的盐号盐厂虽规模大小不一，却都有了相当数量的盐工，劳动中有了分工，有了一套初步的经营管理系统。这样的盐号，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算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手工工场，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扬州盐商
陨落的传奇
公元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他在自己的游记里描述了这样一个见闻：“在城市和海岸的中间地带，有许多盐场，生产大量的盐。”马可·波罗所惊叹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江苏盐城。而这里曾经也是两淮盐区的中心产区。曾经让乾隆皇帝都自叹“不及其富”的扬州盐商就是依靠两淮盐区而发迹的。
历史上，清代有著名的三商——山西票商、广东进出口商、扬州盐商。“三商”中利润最高、获利最快，消费观最为开放的莫过于这些主要来自于山西和安徽的扬州盐商。
“扬州繁华以盐盛”
隋唐以来，扬州因京杭大运河的兴起，而一度成为东南一大都会，城市发展迅速。不过，扬州真正达到繁华的顶峰是在康雍乾时期。
到了清代，整个盐业的税收占全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其中两淮盐区的盐业税收又占全部盐业税收的一半，“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也一直流传。因为扬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政府决定把两淮盐区的盐业管理机构——两淮盐运史和两淮盐运御史设在扬州，负责两淮盐区的盐业贩运事务。扬州，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
两淮盐区是当时中国食盐消费量最大的地区，以乾隆朝为例，扬州盐商们在两淮盐场收购的价格为一斤5文钱左右，而销售到消费者手中则成了20到30文钱，毛利达到500%左右。扬州盐商也就是从这悬殊极大的购销差价中获得惊人财富。据统计，除去政府税收、运输、销售的成本，扬州盐商实际获利达到75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才为4500万两，也就是说，扬州盐商的收入相当于清政府的六分之一。而当时国家的库银也只有七八千万两白银那么多。扬州盐商，富可敌国。
富裕的盐商们自然也过起了奢华的生活。据说，当年盐商黄至筠家里的厨师，养鸡都是白术、人参和大枣磨细后喂养的。不过，盐商的阔绰消费，也带动了整个扬州城的繁荣。盐商们风靡园林建筑，于是养活了无数的花匠、瓦工、木工；盐商们寻求娱乐休闲，于是扬州就有了发达的戏曲艺术和戏院；盐商喜欢品味美食，于是出现了四大菜系之淮扬菜。可以说，“扬州繁华以盐盛”。
没了垄断特权，
盐商走上衰落之路
盐，作为国家专卖品，它的生产与运销关系国计民生。
从汉朝起，政府就开始了盐的专卖制度。也就是说商人们要想从事盐的买卖，必须得到政府特别许可。到了清代，这种制度依旧被延续下来。扬州盐商们想要得到政府许可，从事盐业的经营，就必须获得食盐专卖的凭证——盐引（俗称窝子）。没有盐引你就不能运盐，不能运盐也就是说不能销盐。那么，聚集在扬州的盐商们怎么获得盐引呢？拿钱买！据说，现在扬州市区的引市街就是当年盐商们买卖盐引的地方。盐引成了可以买卖的有价证券了。
乾隆三十三年，新任两淮巡盐御史尤拔世来到扬州。在查点前任账目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早在乾隆十一年，由于两淮盐区人口急剧增长，食盐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当时的两淮巡盐御史吉庆请求朝廷增加食盐的销售定额。但中央户部每年核算的销售定额是一定的，不能随便乱改。于是，户部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他们让两淮盐区提前使用以后的销售定额，被称为“提引”，寅吃卯粮。
然而，在这之后，户部每年依然还是根据核定的销售量收取盐税，这些被提前使用的盐引竟然被故意忽略了。从乾隆十一年至三十三年，这笔盐税的总额应为1092万两白银，但盐商们只是上了72万两，通过向历任盐务官员行贿，盐商逃掉了1020万两的税。在过去的22年时间里，扬州的盐商和盐务官员在合伙逃税，乾隆大怒，命令彻查两淮盐引案。最终原两淮盐运史卢见曾等人被革职，并查封了他们的家产。江春等一大批传奇大盐商也受到牵连。
道光十二年，两江总督陶澍议准将两淮盐务改归两江总督兼管，以统一事权。并且逐渐允许凭票贩盐，不必拥有盐引。扬州盐商开始慢慢走向了衰败之路。到民国时期，这种特权也不复存在了。扬州盐商纷纷改行，不再从事盐业。至此，扬州盐商也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扬州，成也盐，衰也盐。
今天，天下的盐，有五光十色的形态，也有无数稀奇古怪的用处，从古人的餐桌到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总是向人展示着神奇和魅力。已经过去的4000年，盐已经带给我们整个民族甚至地球太多的改变，未来，盐又将会带给我们哪些惊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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