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保增长的时代还未过去

作者：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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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03-25 20:00:04

摘要：王建：保增长的时代还未过去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商灏北京报道

   18个国家级专项规划能否成功实现既定目标，调内需如何真正到位？
    舆论对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新近有关将通过“实施18个国家级重点专项规划，着力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表态，普遍给予关注。另有消息说，国家正在编制和实施的18个国家级重点专项规划中，涉及钢铁工业的正是“生产力布局和调整规划”以及“工业转型和升级规划”。若据此推断，则中央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心和步骤或将更加明确。但正如吴敬琏所坦言的，怎样避免用旧体制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才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败之关键。然而一个或要更关注的问题是，18个国家级规划的成败与否，关键因素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采用新的4万亿来保增长？能否沿用既有体制的套路来保增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3月24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详尽阐述了他的观点。
新4万亿和既有体制套路
能保增长吗?
　　《华夏时报》：对于18个国家级专项规划，人们正给予关注。我们注意到您近年来在各种场合发表意见时，都一直对投资驱动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持激烈批评态度，在您看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这一战略的成功，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之下取决于怎样的关键因素？
　　王建：我认为所谓18个国家级专项规划能否实现，重要的是看市场能否接受。而不是想怎么样，实际就会怎么样。
    《华夏时报》：我们是否仍会用新的4万亿来保增长？
　　王建：如果真发生问题，肯定需要用新的4万亿来保增长。因为离开了这个方式，没有别的方式。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即使是用了这个方式，能否保得了增长？
　　如果再次使用这种方式能够保增长，那是件好事情。我们所担心的，正如我上次接受你们采访的时候说过，再加4万亿，往哪里加？现在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严重过剩了，还能再往哪里投资？另外，上次的4万亿是起作用了，但更重要的作用不是来自10万亿贷款吗？
　　这个作用的前提，是中国的银行素质还好，但下一次，还能保证银行素质那么好吗？到时候这一批投资回收不了，并已经开始出现很多坏账了，如何再让银行体系去扛新的包袱？
    《华夏时报》：一般认为，政府过度保持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对资源的配置权力，以及采取大规模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并以GDP增长作为官员政绩主要标准等，都属于既有体制的惯常做法，您认为我们是否仍会继续沿用既有体制的套路来保增长？
　　王建：我觉得，应该重新认识我们原来的一些看法到底对不对。体制问题上，有的时候看是一种弊端；有的时候，比如在这次抗击金融危机风暴可能造成的经济衰退方面，又显示出体制方面的一些优势。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大力推动投资复苏，可能经济将继续往沟里面掉，无论怎样拉或都难以拉上来。所以西方一些国家现在倒是很羡慕中国现有体制所具有的一些优势。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危机来临之后，发达国家也采取了很多非市场化的做法，有些做法甚至比中国所采取的有些方式还激烈。
　　所以，当前可能未必需要很关注体制好与不好、应否用现有体制保增长这类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我不这么去考虑问题。我首先考虑的是，现有体制能否保增长？如果不能保增长，出路何在？
　　那么，怎么保增长？比如搞城市化，搞城市化就能保增长吗？那是给中国创造一个新的需求出口，在这种条件下，那就可能保得了增长，这实际上没有什么体制方面的评价问题。现在的问题，并非体制好与不好，也并非对体制作价值判断的时候，而是如何选择一个正确发展战略取向的问题。战略关系到未来行动之目标，为了达到行动目标，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体制解决桥或船的问题。
　　刚刚获得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把城市化放在了一个并非很重要的位置上，而如果没有对于城市化的正确选择，则无论用什么体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都保不了增长。
想要很高的增长
谁给投资？
    《华夏时报》：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或者再出现大跃进式的严重问题，普遍认为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的政绩强迫症，我们所要实现的经济转型究竟该如何突破这种所谓“体制性的障碍”？　　
　　王建：对于中国各地方来说，其增长根本就不用保，各地方政府有很大的GDP冲动或政绩冲动，这种冲动推着投资往上走。不过，地方政府虽然想要维持很高的增长速度，也可以把增长规划定到10%甚至15%以上，但却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严重过剩的市场，这个市场过剩的危机马上就要爆发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并非想要多高的增长就有多高的增长。
　　我在国家发改委工作了很多年，每当要制订新发展规划的时候，他们就找我参与讨论，我就经常问他们一个问题，投资资金从哪来？想要很高的增长，谁给投资呢？他们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政府财政反正是没有这块投资能力的，只有靠市场，但市场会给投资吗？为什么2008年大危机来的时候，2009年民营企业投资一下子就从占市场份额的72%下降到40%，就收缩的那样大呢？我们为什么必须用“国进”的办法才能解决保增长的问题，不就是因为民营企业投资不愿意干吗？
　　如果后面还有新的危机，谁能断定民营企业会给投资呢？
    　《华夏时报》：有分析认为“十二五”期间仅高铁一项预计投资规模就达到3.5万亿元，您认为这样大规模的投资有可能依靠什么来支撑？
　　王建：高铁投资下一步肯定来自市场，来自社会或民间资本的贷款，因为国家拿不出多少资本金来，铁道部为整个高铁准备的资金大概只有四千多亿，85%到90%的资金都要靠市场、靠其他主体筹集。
除了提存款准备金率
有别的好办法吗？
　　《华夏时报》：有判断说，宏观经济现在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即最终需求不足以及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后续效应显现。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王建：说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但如果我们看广义货币增长速度，M2已经在20%上下的水平维持20多年了，却为什么有的时候反而是通缩呢？按货币理论，一般来说，如果超发货币引起通胀，其滞后期大概应在12个月到18个月之间。但我们实际却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因此，我依然坚持一个观点，即我们现在的通胀，其主要原因，是输入型的和成本推进型的，货币增加只是结果，而不是源头，并非原因。比如铁矿石，其购进价格上涨滞后，购买铁矿石的企业就必须向银行多申请贷款。
    《华夏时报》：关于货币政策方面，我们记得您前一段时期一直反对加息，而主张提准备金率。最近准备金率已经提到20%了，后面有可能还会再提，其后果或者副作用，应怎样看？
　　王建：主要的后果，那就是商业银行的收益要减少了。其在可用资金减少的同时，存款利息却依旧要支付，这对商业银行的收益显然有很大影响。但对于整体经济而言，除了提存款准备金率，没有别的好办法。这实际上是利害相权取其轻的一个结果。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结果。
指望紧货币压通胀
这个机制存在吗？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有效的对策是什么？
　　王建：我刚才接受另一家财经报纸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面临着一个值得警惕的前景了，那就是我们可能会再次因为紧缩过度，而没有减轻通胀却把经济给拉了下来。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2月刚公布的前两个月的经济数据，2月份出口已经掉落2.4%，扣除价格上涨因素的投资大概已经到了15%的水平，实际消费增长在12%的水平，都在往下掉。特别是投资，现在已经显示出非常危险的迹象，即新上项目的投资，与去年同比，迅速掉落到负的23%，这实际上是个很要命的数字，说明未来的投资已经没有。
　　还有一个很要命的数字，即在建项目施工投资总额到2月份是16万亿，而去年投资额是23万亿，两相比较，前者就相当于9个月的工作量。正常情况下，一般年份都是一年9个月工作量。这意味着再过9个月，投资就没了，就没有新上项目了。这样越往后，增长力度就越弱，这不是很危险吗？
　　所以我认为，再继续紧缩，就会把经济紧下来，何况现在先行指标、同步指标都展示出经济往下掉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我很担心我们再次犯与上次一样的错误，那就是过度紧缩，然后又是突然转向，变成极度宽松，这实际是很糟糕的局面。
　　至于有效的对策，我过去一直在讲，政策不能太紧，不要认为保增长的任务已经过去了，实际上美国的次贷新危机随时有可能爆发，我看其今年下半年必然进入一个新的危机过程。
　　 2月份美国新开工房屋的数字非常不好，已经跌到27年来的最低，说明其经济危机远远没有过去，这种情况下，中国外需如果再突然塌下来，应该怎么应对？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怎样去应对。那不就更麻烦了？
　　《华夏时报》：您认为现在宏观政策所要着重考虑的是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王建：我认为，随时要考虑保增长，货币不能太紧，太紧要出问题。指望着紧货币把通胀压下来是不可能的，这个机制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分不清反通胀的病因所在，就可能治错了病。治理当前的通胀，只能用财政转移支付，用财政补贴的方式。用别的方法，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