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未来应推动国企民企混合经济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对于中国经济的转型，政府已决心大力推动并安排好明确步骤。国务院高层最近更清晰表示，政府要通过实施18个国家级重点专项规划，力促经济转型。但学界有质疑的声音说，在现有体制框架下，采用旧有套路，我们将何以保证经济转型目标顺利实现？
    曾任职于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办公室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张占斌教授，3月24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就相关问题做了深入分析阐述。
政府责任在于
提前主动促进经济转型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中国要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哪些？
    张占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作为国家的一个战略重点付诸行动，这是国内外形势压迫使然。大势所趋之下，无论主动转，还是被动转，最终都得转。而取决因素是什么？可能有很多。
    首先，如果冷静地分析现实，我们将看到，全中国人民在讨论转型问题时，在认识上应有一致性，应达成基本共识。在经济转型问题上，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认为可以转了，但那些欠发达地区却认为还需要粗放型发展，甚至有些落后地区仍需靠资源和靠牺牲环境来吸引投资。这些状况都可能存在。所以转型相对于中国而言，应是个总的概念。落实到各个地区，情况可能各不相同。中国区域差距之大，使得有些政策的推行难以实现同一性。但无论东西部，在转型问题上，都应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理应提高技术含量，提高竞争力，重视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等等。
    其次，在转型过程中，可能更多地要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市场自动淘汰一些东西，可能更符合今后长远发展的需求。既然如此，就要维护市场规则和秩序，一些资源类产品价格的改革，也应尽可能符合市场的要素配置，政府不应给予太多限制。
    第三，转型中，政府并非无能为力。西方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其经济发展每到一个台阶，都需要经历一个调整的时期，政府在其中责无旁贷，应有所作为。政府通过一些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及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也包括一些规划等，以引导社会投资，引导生产力布局，影响国内外资本市场。这些都有利于整个经济转型。
    从另一角度看，政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很重要。过去讲转型，说得多，做得少，或做得不到位。如果要真正把民富民生放在重要位置上，并认认真真围绕经济发展转型展开切实行动，可能需要在官员选拔和官员政绩考核上，有一些新的有效的办法。这方面已经有人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相关部门应加以有针对性的落实，因为只有制度性的安排，才能发挥长远的作用。
    否则，如果既没有形式上的制度安排，又仍按GDP或财政收入考核政绩，这种导向，将很难扭转。
    由此来看，中国经济转型的时间，或将大大拉长。中国的资源、中国的财力等，或将为此付出更多代价。这不仅使老百姓有意见，国际上也会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因此，主动转，提前转，并高要求、高质量地转，可能将来压力会小一些。所以，我认为政府在经济转型中负有重大责任。
现有体制
有特殊优势亦有副作用
    《华夏时报》：您认为现有体制对于经济成功转型的实现，有无阻碍作用？
    张占斌：这几年国务院很重视规划，从十一五开始把计划改成规划，到现在确立十二五规划，以及刚刚提到的所谓18个国家级专项规划，如果相关规划能制定得好，使之更符合转型的要求，同时实施得好，并且也有好的过程公开监督和终期评价机制，则对经济转型，应是有作用的。
    毫无疑问，政府在发挥引导作用的同时，不应事事都干预市场。过去以四万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那是特定背景下的非常举措。但中国国情的特殊之处在于，普通民众总以为政府应该事事都管，也都要管好。因此，如果面对危机，政府作为很小，或动作很小，不能积极应对，可能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更何况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就业、维稳等政府任务很重，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所以，过去一段时期，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政府采取空前大规模的投资行为以保增长。而保民生，保基础设施建设，目的也是使经济不下滑和维护与稳定住局面。从宏观大战略上看，其意义很明显，国家和社会没有出现大的乱子，这其实很不容易。
    但任何一项政策，历经时间长了，都会有些负面作用，比如四万亿投资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等。但我们要看到，其主要作用应给予肯定。中国这样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很重要。而政府稳定局面的能力，也应给予肯定。所以，对于现有体制本身的力量，其优势也应给予肯定。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大多数好的东西，其中可能有的地方也隐藏着一些不利的或负面的东西。由于政府长时期保持很强的控制力，多多少少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比如四万亿投资中，可能国企得到的份额多一些，民企得到的贷款难一些，少一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遇到一些困难，等等，这些问题都可能存在。但并不能因为中小企业发展存在困难，就对既有的特殊体制提出更多过分苛刻的要求。
    我认为应从两方面看这个问题。一方面，既有体制有其特殊功效，在特定时期也会有负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高层官员想要做好事情的主张和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到了基层，有些时候可能难以百分百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过去我们为了保增长、保GDP，的确付出了一些代价。

集中民智
有利于重大决策更周全
    《华夏时报》：我们不必担心现有体制再导致出现所谓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吗？
    张占斌：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对政府政策提出过一些批评，比如对于巨额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表示质疑，认为有大跃进倾向，等等。我个人认为，在特别危机面前，政府要保持经济不发生大的滑坡，要保持国家的稳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十分重要。其他问题，只能理出轻重往后次第安排解决。否则，政府当时不采取一些特殊手段解决问题，经济将严重下滑，百姓生活就会发生严重困难，也会对政府失去信心，若股市再一泻千里，各种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国内稳定将难以保证，最后受害的将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百姓。
    中国人这些年在国际上多少受到一些尊重，也是因为这30年来中国没出现大乱子。在国家大局稳定的前提下，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百姓多少有了一点银行储蓄，看到国外的洋车洋房，不再像过去那样羡慕了，这些都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30年来的成绩不应忽视，发展中的代价也很大，所以十二五规划中重点强调要解决一些问题，比如环境保护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要提高，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强，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要缩小等等。
    虽然这些问题能否真正解决，正考验着政府的能力，但每一届政府恐怕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好，而是需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问题。如果国家形势好，局面稳定，可能就有能力多解决一些问题。因此，保持稳定，我认为这的确很重要。
    但我也注意到很多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干预市场的一些做法持有异议，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些干预是否一定对，可能并非当时就能看得很清晰，而需要经过一个历史周期的沉淀，再加以观察和作出判断，那样可能更客观一些。同时，政府容忍这些异议，其本身也有益于决策更加集中民智或更加民主，特别是有益于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一些与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更加周全一些，错误少一些。百姓参与多了，就会给予更多关心，这样即使决策有错误，改正起来也有更多机会。
    十二五规划确立经济增长7%的目标，显然实事求是，但各地方发展目标如何与中央统筹协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要保护各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要更加冷静客观地看待存在的问题，从早从长规划，加以解决。经济发展速度慢一些，有利于更从容地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社会问题，从而有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
未来应推动
国企民企混合经济
    《华夏时报》：许多人说，尽管政府一直宣称要加大改革攻坚力度，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格局，但实际上政策却并未能真正向中小企业有太多倾斜，非公36条或只是挂在墙上。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张占斌：我认为，中国只要再经历30年到40年没有内乱和争斗的平稳发展，就肯定错不了。而政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应能更加尊重民意、尊重市场，特别是能为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开辟一条更好的道路来。细看有关民营企业发展的新、旧36条，其中还是有些要为中小民营企业做点事情的想法，但真正落实起来，可能各地有不同的情形。有些地方甚至有所谓玻璃门、弹簧门现象，导致一些中小民营企业有所不满。对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加以推进解决。
    舆论所关注的所谓国进民退问题，温总理在两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不存在这类问题，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大国领导人，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而若单从实际微观角度来看，可能有些地方存在国进或民退的问题，但总体来看，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可能都有。而且从整个经济总量比重来看，民营经济仍在增长之中，国有经济的比重正在下降，所以，不能简单讲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的问题。不过我们当然希望民营企业发展更快一些，民进更多一些。也希望国有企业不该进的地方就退出，那样可能更好一些。
    长远来看，民企国企应是携手并进的关系，都应在将来大量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与全社会的融合，共同成为支撑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力量。
    在中国有些地方，可能国有经济或民营经济占比偏多一些，这可能与当地国企或民企的发展基础不同有一定关联。比如在浙江省，那里是民营经济的天下，典型的民进。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未必一定要上升到很高的政治概念上加以解析或炒作，以避免生成一些误解或矛盾。
    我认为，国企民企并非天生对立关系，而是兄弟关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曾说，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并非有完全的私有经济，而是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应是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混合在一起，共同担负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
    由此来看问题，可能更有意义。未来中国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也应走这样的路子。最高的形式，可能会通过资本市场表现出来。比如，有些表面上的国有企业，可能股份已经私有化，掌握在百姓手中。而有些民营企业，虽是私人老板，但股份也社会化了。应通过这样的关系、通过其对社会的贡献在市场上留下的形象，来对他们做出评价。其中优秀的企业，就可以更大更强。差的企业，可能就ST了。实在不行，可能就会自行消失。
    我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坏，取决于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携手并进。当然，还有一些外资经济等其他经济，都须共同在中国市场大的游戏规则之下，认真做事。而政府则应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好的市场环境，维持市场秩序，弘扬市场力量。如果政府在引导和规划方面多做一些，做早一些、好一些，可能就会更主动一些。而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方面，包括一些产业政策方面，做一定调整，更加尊重市场，就会更好一些。
务必调好指挥棒
调好官员政绩观
    《华夏时报》：您认为当前的经济转型或调整内需，尚需哪些必要条件才能到位，才能实现目标？
    张占斌：十二五规划已经确定，至少最近五年的产业目标也已经确定，而且十二五规划里有些思想，不仅是五年内要做的，在未来更长远的时期内也要做。因此政府可能要加大力度推进。
    一是要加大改革力度，这个改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包括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将从各个方面加快改革，更加弘扬改革的声音。现在改革有些疲倦，很多官员不愿意改革，怕担风险，更多的是谈发展。因此，应更加强调改革。现在不仅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转型也进入深水区了。并且，要求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的声音已更加强烈，这一点，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也已经提到。这将使我们出台的政策，更具有配套性和协调性以及宏观性，便于更好地遵行。
    二是整个干部队伍政绩考核要有一套更加科学严密的体系，因为这带有指挥棒的意义。只要调整好指挥棒，就能调整好官员的政绩观、价值观。这是眼前更重要的事情。
    第三，正如我刚才所说，要加强政策的配套性，而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第四，在这个历史性转型时期，百姓需要更多了解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真实状况，因此及时透明的信息传递十分重要。
    第五，要求领导人有更强的鉴别能力，对各种改革方案和措施，有更好的把握，因为改革的风险可能会越来越大，政府高层领导人应不断提高驾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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