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那些中央银行家们！
一般说来，坏事就是坏事，变不成好事，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就是这样的坏事。但是，只有坏事真的发生，很受伤的人们才会理解到，原来概念中的小概率事件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也只有坏事发生，才能重新唤醒人们对“历史”的记忆。
《大衰退，1929－1933》，是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合作者安娜·施瓦茨奉献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美国货币史》中的最重要一章，后单独成书，而危机之中的我们也有了阅读其中文版的机会。
在《大衰退》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将1929－1933年的经济崩溃归咎于美国国家货币机制的缺陷，与当时认为的货币只是一个被动因素的普遍看法相反，他们认为：“大萧条实际上是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印证了货币要素的重要性。”
通过《美国货币史》的片断，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货币是重要的。
这样简洁的结论，却并非显而易见。至少，“大萧条”时代美联储的中央银行家们并不清楚这一点，而今天，世界上诸多的中央银行家们对此的理解要好得多。可惜，他们还是没有能够阻止危机的重演，而且在挽救危机的过程中，他们也没能发挥“挽狂澜于即倒”的作用。
即使货币是重要的，运用和把握货币政策的终究是人，或者说，是那些中央银行家们、那些“精英”们。让我们看看，1929年的历史是怎么发生的，以对照一下历史有多少相似的地方，以及有多少独特的地方。
打击“投机”
经济学家彼得·伯恩斯坦提到，自己每每阅读《美国货币史》中《大萧条》这一章时，都能体会到弗里德曼对这一悲剧历史的真知灼见。“书中所描述的混乱、动荡和彻底无知的局面总是让我觉得触目惊心。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之间的勾心斗角竟然成了家常便饭。”
“1929年10月灾难袭来时，美联储只不过有16年的历史，……在银行纷纷倒闭、物价暴跌的情况下，货币当局仍对紧缩政策情有独钟，不可不谓执迷不悟。”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历史分析发现，从1928年春到1929年10月股市崩溃期间，美联储有意识地采取了紧缩货币政策。1927年年底，物价还在下滑，没有任何通货膨胀的苗头，为什么美联储要在1928年实行紧缩政策呢？一个主要原因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华尔街的投机现象一直非常担忧。
股市走牛，对券商的银行信贷不断增多，引起美联储的极大关注。当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著名行长本杰明·斯特朗对运用货币政策遏制股市的方法持有强烈的保留意见。可不幸的是，斯特朗偏偏患上了慢性肺炎，1928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并于10月与世长辞。
而斯特朗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继任者乔治·哈里森认为，遏制对券商贷款的最佳策略，就是提高贴现率。《大衰退》一书指出，这样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是物价的下跌和经济活动的萎缩：“从1929年8月的经济繁荣鼎盛期到股市崩盘的两个月里，生产力指数、批发物价指数以及个人收入指数的降幅，折算成年率分别为20％、7.5％和5％。”当然，10月份股市崩盘之后，经济下滑的速度就更快了……
淘汰“银行”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历史研究还发现，大萧条的另一个特点是大规模的银行业恐慌和倒闭，这种情况在1933年3月银行业大休假前夕达到高潮。在大萧条前后10年间，美国商业银行近半数倒闭或者与其他银行合并。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认为，异乎寻常的银行业倒闭潮，导致了银行存款的大规模流失和货币存量的大幅下降，其结果是引发了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和工业产出的减少。而美联储的中央银行家们当时的行为完全是消极的，他们还没有能够理解银行倒闭对货币供应带来的消极影响。
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大衰退》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当时美联储内部的问题主要是观念的问题：美联储官员似乎很相信财政部部长安德鲁·梅隆那臭名昭著的“清算主义”理论，即淘汰“弱势”银行是恢复银行业健康的一个激进但必要的方法。另外，当时倒闭的银行大多数是小型银行，而非美联储的成员行。因此，美联储也没有阻止恐慌的迫切意愿。
中央银行家们认为银行倒闭是对其过度投机的惩罚，认为银行淘汰是经济衰退的结果，却没有意识到，银行的关门，是经济进一步衰退的原因。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还指出，这段时间内美联储的消极，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政治上的明争暗斗。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直到1928年才在联邦储备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在银行危机期间，它竭力主张实行积极的公开市场购买(相当于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是联邦储备体系中的其他强权人物反对纽约银行的立场，而他们的票数胜过纽约银行。
美联储的理事、经济学家米什金在他的畅销教材《货币金融学》中回顾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这一段研究，并如此向学生推荐，“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这段时期联邦储备体系政治斗争的讨论引人入胜，你可以好好享受这部具有很大可读性的书”。
天灾、人祸？
对《大衰退》这本杰作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从人的因素来解读货币政策的执行可能是一个更加有趣的视角。弗里德曼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货币是重要的”，但是如何控制好和运用好这个重要的货币却是人的问题，或者说，是那些中央银行家们的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特别关注1928年美国银行家斯特朗的英年早逝，斯特朗是纽联储行长，实际上相当于如今的美联储主席，是他带领美联储走过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斯特朗有着强硬的个性，是一个出色的银行家，凭借着他的个性和专业技能，他在美联储内部确立了领导地位。
伯南克在解读中认为，在斯特朗去世后，美联储内部缺少真正的领头羊，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们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多年的领导权嫉妒不已，一心想谋求更大的影响力；而斯特朗的继任者哈里森，无论从经验还是个性上说都无法服众。“美联储内部的权力真空加之央行管理水平的低下，是导致美联储在斯特朗去世后处境被动、决策频频失误的主要原因所在。”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则写道，“如果斯特朗在世，那么大萧条中的许多失误都可以避免。”
1929年是人的因素，2008年同样也是人的因素。伯恩斯坦在“以2007年的视角回顾大萧条”为题的《大衰退》的导言中，又点明了中央银行家们的角色难题。
“不久前，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由于在对抗通缩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流动性，导致了房产泡沫，并进一步引发了信用问题，因而广受斥责。……格林斯潘和他的继任者伯南克持同样的观点：我们无法确认哪些是泡沫，直到泡沫破裂之后。美联储只对CPI而不是资产价格负责。伯南克在2004年对美联储做过这样的界定：‘让美联储去干预证券是……提供充裕的流动性，直到危机结束。’”
而弗里德曼在2003年8月19日写道：“15年前……我曾写道，‘在美国，没有一家大型机构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有像美联储那样糟糕的绩效，但却享有那么高的公众认可度’。正如我当年证明的，在美联储存在的前70年，这样评判它毫不为过，而今我也要高兴地声明，从此以后，这一评判不再有效。”
而伯恩斯坦的问题是，如果弗里德曼活到今天，他还会不会这样想呢？
在新的美国总统经济班底里，纽联储行长盖特纳将成为财政部长，曾经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将成为新成立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杰出的中央银行家们，仅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就能带给市场最为缺乏的信心。但问题是，我们能够持久地相信中央银行家吗？他们是世界的最后贷款人，他们有巨大的独立的权力。但是，如果他们错了呢？
“通向地狱的道路从来都是用良好的愿望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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