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盯住收入分配不解决根本问题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 灏 北京报道
人们普遍注意到上半年中央高层屡次在各种重要场合提到了收入分配改革问题。舆论认为，国内收入分配改革比原先计划的时间之所以推迟了10年，主要原因是“效率优先”观念的影响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现在，也许到了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人民日报》最近连续四周发文聚焦收入改革，让人们看到国内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似乎已经开始显现。比如主张大力培养以“小老板”为主体的中等收入者占主体的社会，并主张通过加大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然后通过税收等杠杆来调节等。
几乎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发表观点称，并无数据支撑所谓社会分配状况恶化的说法，从而引发网络上大量批评这一观点的声音。且不论蔡昉实际的观点有无可能被歪曲，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内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与否究竟有怎样的实证依据？相关调整政策究竟应如何着力？《华夏时报》记者最近采访了国内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教授，请他发表相关意见。
实证结论获普遍认同：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明显
《华夏时报》：去年12月21日,社科院曾发布社会蓝皮书认为，居民间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你是否也这样看？
李实：我一直主张应从两个层面观察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第一个层面是收入差距大小。在经济学上，这是个实证性问题，需要通过获得数据进行分析和测量，以判断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第二个层面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这在经济学上是个规范性问题，即对现有贫富差距状态、收入分配状态的好坏和公平与否进行的一个价值判断。
从这两个层面分析判断收入差距变化趋势，还取决于从什么时间段来认识的问题。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很多方面都表现突出。首先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已有的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以及我们课题组所做的相关调查获取的数据，都可以表明，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内部基尼系数大概是0.16到0.17，现在已经上升到0.36，超过一倍。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同样也在扩大。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内部基尼系数大概是0.23到0.24，但现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量，已达到0.38。再看全国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基尼系数一般估计为0.30，而现在，虽然国家统计局没有对该项目进行过跟踪调查，但根据我们最新的调查统计结果，2007年，国内基尼系数大概为0.48。可见上述三个方面的收入差距总趋势是不断扩大，而且扩大的幅度相当明显。
这个由实证得出的结论，大家都是认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曾一度缩小，农民收入增长超过了城市平民收入，但到了上世纪80中期以后又开始扩大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又曾一度缩小，从1997年一直到现在，则基本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当然最近几年扩大趋势不明显，但一直处在一个高位上。
《华夏时报》：您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有多么糟糕？
李实：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而其实质，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同人群必然有不同看法。可能在某些高收入人群看来，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还不够大，而不应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因为如果考虑到效率优先的原则，还是应该以效率为主，应该允许收入差距扩大。但个别人群的看法不能成为社会普遍认识，而应关注一般老百姓即社会多数群体的意见。
我们过去曾经做过一个民意调查，试图求证民众对于收入分配究竟是否公平的看法。结果，大约80%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收入分配不公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对当前收入表示不满。我想，这大概也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吧。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也可看到，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过程中，公平与不公平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大，对于促进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等，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按劳分配，根据个人才能、市场机会等等一些市场化的分配原则，应受肯定。
但也应看到，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过程中的一些不公平因素，将导致社会多数群体的反感和不满情绪日益强烈。一些对不公平因素的主观判断，也不可避免。而在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时候，甚至很多人可能会失去理性。
那么，怎么看待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我认为，可能随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老百姓对收入分配不公因素的看法会越来越强烈，现实中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因素会变得越来越明显。比如大家看法比较多的垄断部门或垄断企业及其高管收入过高的问题，还有包括权力寻租等的腐败所造成的一系列收入分配问题。同样，整个收入分配制度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华夏时报》：现在有收入差距改善的迹象吗？
李实：应该说，收入差距缩小的势头还没出现。但相对来说，近几年，特别是2003年以来，农村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缓慢的势头。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在过去几年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惠农政策。观察那时以来的农村基尼系数，其变化不是很大，却也没有出现缩小的势头。2006年开始对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所采取的一些积极鼓励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农村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
政策调整着力点：
分配差距中的不公平因素
《华夏时报》：这是你对于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趋势以及国内财富分配存在问题的一种解读或解释吗？
李实：对于一些基本事实的解释，可能既有实证性的因素，也有一些规范性的因素。
比如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可能并非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还涉及很多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比如劳动力市场发育过程中的管理，比如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等等。我们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些不公平因素上。不能一概否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一些积极因素。
《华夏时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最重要的方面不是初次分配吗？
李实：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都有。当然，在初次分配中的问题比较明显，那就是劳动报酬在收入中的占比在下降。
这样一个趋势，反映了国内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特点。
国内经济转型，并非单纯的经济体制转型，而是包括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等问题，也就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型。特别是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劳动报酬的逐步下降，因为整个劳动力市场总的来说，其供过于求的局面还没得到根本的改变。在此情形下，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可能性非常小。这应是个阶段性问题。随着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将逐步回升。
总之，初次分配比较复杂，有一定的客观性，不能单纯归结为分配制度不公的问题。
《华夏时报》：解决初次分配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扩大就业，建立好的劳动关系吗？
李实：目前所能做的，第一，尽快促进劳动力流动，通过增加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使剩余劳动力有充分就业的机会。第二，经济结构的转变。因为劳动报酬偏低，反映了存在大量的低收入工作岗位。这与经济结构关系密切，如果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第三，促进教育发展。那些低收入岗位，基本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就业岗位。这部分人群基本是初中毕业的受教育程度，难以从事技术水平要求更高劳动报酬也更高的岗位。因此，必须提高其学历和文化技术水准。第四，建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时候，往往资本处在比较优势地位，劳动者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如果能建立一个地位相对平等的工资谈判协调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企业内部因素。很多人提出，特别是在一些私营企业，应建立工人自治的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这应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解决方法。
第五，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工资决定。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政府帮助企业制定工资计划的做法不可行。政府所能够做的，是为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政府亦有责任监管企业落实社会保障项目。
《华夏时报》：你如何看因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而拉大收入差距的问题？
李实：户籍问题反映了我们整个社会管理的双轨制。在社会管理上将城市与农村相分割，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现在已是整个劳动力市场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性障碍。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这一制度，实行有区别对待的政策，以获取地方群体的利益，可能正是问题关键所在。目前已经到了在真正意义上改革户籍制度的时候了。比如取消城乡有区别的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剥离很多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造成城乡差别的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但这需要一些城乡统筹或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设计。比如关于医保问题，现在实行的是城乡分别的医保制度，城市比乡村医保水平要高很多。但当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以后该享受哪种医保，就成为现实难题。如果让他们享受城市医保，将带来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很大压力，使得很多城市的财政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受到很大挑战。对此问题，虽可考虑分阶段解决的办法，但从根本上改革户籍制度这条路，还是要走下去。
工资上涨引通胀：
动力应来自市场而非政府
《华夏时报》：如何提高劳动在城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李实：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比重，不仅要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还要提高农民收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农民收入有比较大幅度的增加。过去五年当中，农民平均收入增长率大概接近8%，属于比较高的增长率，但这主要来自于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这部分年均增长率在过去五年中大约是16%，非常之高。这样，一方面，农民收入需要有更快的增长，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依靠外出打工将带来经济结构的转变，那就是农业劳动力的减少，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又会使劳动报酬在GDP中的占比再次下降。因为农民工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所用的资本比例较低，而外出打工则必须和企业资本相结合才能创造社会价值。这样就提高了资本比例，带来资本收益的增加。
因此，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能简单地盯住收入分配。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光靠提高点工资解决不了问题？
李实：目前这个转型时期，农村还有一定的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在转移出去的过程中就会带来劳动报酬的下降。虽然劳动报酬总量增长，但比例在下降。
《华夏时报》：工资上涨的同时会怎样影响正常的通胀率和导致经济过热？
李实：如果政府采取干预工资的政策，如果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企业可能会咬咬牙提高工资，但会将其纳入成本转移到产品上去。如此一来，工资上涨可能会推动社会商品价格上涨，带来一定通胀压力。关键问题要看工资上涨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
《华夏时报》：如何从法律和制度的角度构建一种机制，让各个利益主体相对平等地参与要素报酬的协商？
李实：一般而言，这需要依赖企业内部比较协调的劳资关系的建立。
《华夏时报》：从现实来看，很多制度的建立或改革往往会遇到来自利益集团的很多阻力，你认为政府应如何在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阶层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李实：这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对政府本身性质判断的问题。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或者，政府本身是不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问题分析起来比较复杂。但从国内政府本身所表明的愿望来看，是希望能够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这样一个政府，应该不会受到个别利益集团的制约，其实行的各种政策，长远的发展战略，是应该适合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求的。这应是一个很基本的判断。但国内政府各部门工作追求目标与利益差别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应大于外部利益集团的影响。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者”特聘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收入分配与劳动力市场研究创新群体学术带头人，国内从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的著名学者。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劳动研究所（IZA）研究员，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署、国家发改委等机构的项目专家。曾获联合国人类发展奖、孙冶方经济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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