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文/林毅夫

编者按：2020年年初，北大课程临时改为网上授课。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林毅夫改变教学方式，将原定的授课时间改为网上答疑。一个学期下来，北大学子积极参加了讨论，提出了大量很有深度、很有针对性的问题，林毅夫逐一文字作答。一个学期下来，积累了超过 30万字的提问和解答，形成了一本《解惑集》。

如何看待中国的财政赤字问题？

您在课上提到“中国人均 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经济总规模达到美国的两倍时，美国才会心悦诚服”。那么现阶段，我国应怎样引导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呢？当前，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的走低，以及产业、环境、建设等诸多问题。您在课上谈到优势在于“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环境工程、城市化”等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是由政府掌舵，也需要较强的资金链支持。我认为这些项目可以为财政赤字的增长做出解释，所以我国的财政赤字警戒线可以不和发达国家的赤字警戒线完全对应。那么，我国的财政赤字增长到什么程度才需要警醒、需要控制呢？

林毅夫：赤字率到底多高是警戒线要看许多条件。如果是储备货币国家，在货币政策上有自主权，赤字率就可以高一些。例如，日本政府积累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250%，也没有出现债务危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日本出台的救助计划金额就达 GDP的20%，日本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可能进一步增加到270%。我国的货币还不是储备货币，但是我国对资本账户有管制，所以在货币政策上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同时，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还取决于经济增长率和赤字是用来支持消费还是投资。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高，并且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用来支持投资。所谓“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不能高于GDP的60%”，一般是针对资本账户开放、经济增长率低、赤字用来支持消费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的。所以，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应该可以高于这个警戒线。对于我国来说，重要的是财政赤字应该用来支持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质量的投资。如果能遵守这个原则，那么赤字率高些无妨。

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重问题

关于“国进民退”现象，首先，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是为了稳定市场，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体制性改革，带动社会投资，为何会在调整之后出现这种民营经济所占市场份额变小的结果？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这种“国进民退”现象，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调整呢？

林毅夫：“国进民退”现象主要出现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后。第一，“去产能”影响的主要是钢铁、水泥、煤炭等技术不达标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第二，由于“去产能”，钢材、水泥、煤炭的价格成倍上涨，影响了下游产业，下游产业又以民营企业为主。第三，“去杠杆”导致信贷紧缩，同样使得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受到的影响更大。所以，“国进民退”现象是一个无意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并且是一个与经济周期波动有关的暂时现象。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提高。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会进一步提高。

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相比国有企业，被淘汰掉的更多的是民营企业（由于自身技术水平的缺陷），那么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家的世纪”会成为国有企业的主场吗？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总体而言，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民营企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并且，新升级的产业中最有活力的华为、大疆、小米、比亚迪、福耀、宁德时代等都是民营企业，新经济产业中的阿里、腾讯、京东、滴滴，造车新势力中的蔚来、小鹏等，以及很多独角兽企业也都是民营企业。所以，国有企业固然重要，但是，“中国企业家的世纪”会越来越多地由民营企业“唱主角”。在2005年时中国内地有16家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全部是国有企业。而 2020年中国内地有121家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其中28家是民营企业。将来民营企业会加速进入这一榜单。

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产业升级是一类好的投资机会，如您在课上所举的钢铁行业的产业升级的例子。但也正如钢铁行业的产业升级所展现的，从中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如特种钢铁）的升级往往需要尖端技术的支撑；结合您在前面所讲到的有关技术研发和引进的问题，在目前我国一些领域尖端技术还比较匮乏而且引进难度大的整体情况下，产业升级应该如何进行呢？

从投资资源的角度来看，您提到我国政府目前的财政状况较好，有加大投资的潜力。但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的政府支出存在着地方支出过大、经济建设投资所占比例较高的问题。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5%和85%。而且据了解，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的警戒线是60%，参考这样的国际经验，我国的政府债务规模并不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我国如果想通过政府投资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应该具体解决哪些问题，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呢？

林毅夫：当我国在技术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时，就需要从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模式转向自主研发的创新。

我国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中，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中央和地方支出的比重，而是地方政府以地方投资平台向银行借短期债务来投资基础设施的长期项目，应该改为由地方政府发行长期的建设公债，以避免债务期限不配套。至于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我国不能完全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原因是：首先，发达国家的债务主要用来支持消费，我国的债务主要用来支持投资，这些投资形成了资产，所以我国的净债务比名义债务低；其次，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我国的增长率高；最后，出现债务危机的国家通常是由于外债到期、无法偿还，如果是内债，由于有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来还债的政策选择，债权人的信心会较高，这也是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50%还没有出现债务危机的原因，而我国的政府债务都是内债。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我国政府还有相当大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必要时，可以加大政府实施反周期积极财政政策措施的力度。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本文摘自《解惑集》一书）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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