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公益本质:如何用公益经济学构建良性公益生态?

作者:陈柯宇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22-01-06 21:05:56

摘要:研究公益经济学,对于精准挖掘捐赠者的行为偏好大有裨益。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罗俊认为,捐赠者的行为偏好非常复杂,除了广义上的“利他”心理驱动,也会有一些更加细微的动机,例如出于对社会规范的顺从、来自某些社会压力导致的羞愧感等,通过研究捐赠者的激励募捐机制,可以更好促进捐赠者的捐赠行为。

拷问公益本质:如何用公益经济学构建良性公益生态?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陈柯宇 王晓慧 北京报道

“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左右逢源,殊途同归。”这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在2018年时发表的观点。彼时,“两光之争”正被热议,公益与商业究竟能否融合引起了广泛关注。如今,徐永光做出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而公益经济学是公益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益经济学在此时被提出来,关乎公益行业发展的未来。徐永光讲道:“公益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和应用,对于中国公益回归理性、回归基本伦理、提升公益效率至关重要。”

研究公益经济学,对于精准挖掘捐赠者的行为偏好大有裨益。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罗俊认为,捐赠者的行为偏好非常复杂,除了广义上的“利他”心理驱动,也会有一些更加细微的动机,例如出于对社会规范的顺从、来自某些社会压力导致的羞愧感等,通过研究捐赠者的激励募捐机制,可以更好促进捐赠者的捐赠行为。

公益经济学的理论根基

公益经济学作为一种新近提出的概念或理论,并非没有根基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经济学理论中的正外部性、负外部性理论来讲,徐永光认为:“经济学有外部性理论,公益同样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公益资源的有效流动,不仅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还创造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社会资本,这就是正外部性;而某个拿到很多捐款的机构,因为不透明操作损害了公益慈善的公信力,导致公益生态环境的恶化,这就是负外部性。捐款的不当使用,也会产生负外部性。”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则以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效用理论”对“公益慈善行为是一种利己行为,还是一种利他行为?”进行诠释。他提出做公益慈善的五种原因:第一,怜悯心使然;第二,道德感迫使;第三,规避贫困外部性;第四,防范风险考虑;第五,荣誉感诱使。因此,李实认为公益行为在形式上会表现一定的“利他性”,甚至被表扬为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美德,实质上是一种“自私性”行为,是可以用“经济人”假说加以解释的,但是“公益行为的动机与效果要有所区分,动机是利己的,但效果是利他的,这也是一种美德。”

既然公益是能够利用经济学理论进行诠释的,公益经济学便有了理论根基,那么为了完善公益学的学科定位和理论建构,进而持续推动公益创新与公益形成更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对此进行更系统的探讨十分有必要。2021年12月28日,第一届“公益经济学”研讨会顺利举办,该研讨会由南都公益基金会、上海市展望发展学院主办,北京止于至善文化院、《社会创新家》承办。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符钢战提出,从公益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自1990年代开始,学者开始以管理学、社会学研究公益,这是中国公益研究的第一次升华;现在,公益经济学是中国公益研究的第二次升华,这需要经济学家参与进来,共同推动中国公益事业新阶段的发展。他认为,公益经济学需要回答四个关键问题——公益产品的供给问题,公益资源(要素)的分配问题,受助人对公益产品的需求问题,公益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因此,公益经济学的搭建是一个长时间的体系工程,需要学者们一砖一瓦搭建高楼大厦。

stock-image-147846543-XL (1).jpg对于研究公益经济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张圣平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经济不是经济学,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个别公益活动也不能成为公益经济学。大家的研究对象不同、角度不同、关心的问题不同,的确需要对公益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底层逻辑认真讨论思考。”他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日后希望在公益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能为建造既有合作又促进社会信任的公益生态献力。

“收益最大化”是最终目标

要想用公益经济学打造良好公益生态,需要用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慈善。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教授宋圭武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慈善是一种经济产品。慈善对供给者而言,既有成本,也有收益,其付出的成本主要是在物质方面,但收益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慈善对需求者而言,同样有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考虑,其收益主要在物质,成本则包括物质和精神。

就慈善市场的供给研究来讲,个人经验对慈善捐赠的影响不可小觑。美国伟谷州立大学助理教授李华芳通过信息经济学,比较了从不同渠道获取不同的信息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从网上获得信息,大体对促进捐赠行为并无明显影响;而线下的、直接的、个人的经验,对捐赠行为有着更显著的影响。

在线上线下机制的影响之外,罗俊关注到了两种及以上机制对捐赠行为的共同作用。通过实验经济学,他发现,激励机制的存在确实能够提高个人的承诺履行率;声誉惩罚可以有效减少捐赠违约行为;人们并不希望自己的捐赠信息被公开,他们可能会为了避免自己受到公开的表扬(守约者奖励),而宁愿不履行承诺捐赠意愿;他们也会为了避免自己受到公开的批评(违约者惩罚),而在实际捐赠中积极履约。

总体而言,慈善市场的供需研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厦门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杨方方提出,关于慈善市场的研究更侧重供给研究,忽视需求研究,具体表现为:侧重慈善组织的募捐策略,忽视救助策略;侧重捐赠者的动机追溯,忽视捐赠流向;侧重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忽视慈善需求者信息的收集与更新;侧重供方的研究,忽视需方及双方互动的研究。

供给研究也好、需求研究也好,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收益最大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0级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研究生尹晖透过在公益行为成本与收益分析方面的研究指出,我们要回答普通慈善时代的一个重要命题:“做好事到底能够给做好事的人带来什么好处?”在他看来,要达到行善者收益的最大化,关键要深度参与、自主选择、自愿捐献、行胜于言、外界知晓和长期行善。

责任编辑:周南 主编:王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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