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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活力来自何方

作者:埃德蒙·费尔普斯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21-07-01 11:39:42

摘要:然而现在很多人已经感觉到,这一体系尚不能完整地解释现代世界很多重要发展背后的作用力和作用渠道。经济学界也开始意识到,要想帮助人们理解世界,就有必要对这一体系的一些错误进行修正。

增长的活力来自何方

埃德蒙·费尔普斯

当前主要形成于20世纪的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有力的分析工具。然而现在很多人已经感觉到,这一体系尚不能完整地解释现代世界很多重要发展背后的作用力和作用渠道。经济学界也开始意识到,要想帮助人们理解世界,就有必要对这一体系的一些错误进行修正。

一些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已经(有些甚至在很早之前)指出,人类的欲望和满足感在标准经济理论中被忽略或有意排除掉了,比如尼采的跨越障碍、柏格森的生命力和个人成长、凡勃伦的工艺的本能、森的能力的发展、与奈特不确定性相一致的弗里德曼的预测、罗布的“就事论事的行动”,以及我本人在创造的愉悦方面的研究。然而直到今天,用于处理公共事务或解决理论问题的经济学模型仍然对这些欲望和满足感视而不见。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标准经济学理 论的两个前提对这些欲望和满足感的漠视,而这两个前提都与工作方面的事务有关。

前提之一是工作的唯一回报是工资,然而对此存在大量相反的证据。在美国,工作对于有意义的人生来说显然处于核心地位,这一点在电影《原野奇侠》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在一生中有所成就”的希望可以最好地诠释很多人心中的“美国梦”。在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中,这种希望实现了;而在电影《码头风云》中,这种希望破灭了。

在这样一个经济背景下,构思新的事物或方法,想象未被发现的可能,探索未知的领域,很可能就是最有意义的工作体验。当很多这样的体验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的工作中消失时,就会产生一种被剥夺感:工作的一部分意义也随之消失了。

几个跨越了较长时间的态度调查证明了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 是有意义的。当被益普索—雷德问到是否享受他们的工作以至“很难把工作放在一边”时,51%的受访者在最早于1955年进行的调查中回答“是的”。当被罗珀问到“工作最重要……还是休闲最重要”时,86%的受访者在最早于1975年进行的调查中回答“工作”。当被盖 勒普问到对他们的工作或所从事的事业感到“满意还是不满意”时,86%的受访者在最早于1966年进行的调查中回答“满意”。这些数据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美国人在过去和现在是怎样的人。

令人遗憾的是,接下来的调查显示了工作满意度从 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2000年前后出现了急剧的下降。(综合社会调查发现,生活满意度自1990年就呈下降趋势,尽管家庭收入在上升。)这一点必须得到解释。可以想象的是,这种下降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年度创新总量大幅缩减。但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这就为我们指出了标准理论的另一个存有疑问的遗漏。

标准理论的另一个前提是创新的唯一来源是科学家。从这一观点出发,经济进步就是有远见且幸运地将科学发现应用于商业,这被归功于博识多闻的企业家。这也就意味着于19世纪早期迅速兴起,至末期传播到几乎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西方世界蔓延至今的经济增长的减速,都只是科学进步速度快慢的结果。

的确,经济中某些行业的企业可能设有研发部门去搜寻和筛选具有设计和营销潜力的商业应用,从而帮助企业决定推出什么样的产品和工艺。但是这些部门不再是经济持续进步的来源,正如投资也不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来源一样。

也的确,硅谷曾经创造出了一批依赖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进步的成功的创业企业。但是除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小段时间外,这些企业对整个经济的贡献都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它们拥有强大的宣传机器。

随着我的《大繁荣》一书在8年前出版,一种关于创新的竞争性假说诞生了。在一些国家,拥有不同企业背景、对各自企业有深入了解的普通民众开始有能力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专业技能去构思更好的方法和新的事物。进一步地,如果这样的国家拥有必要的现代价值观,这些人就会有将那些方法和事物实践出来的愿望,从而只要市场力量允许,就能产生自主创新。这就是创新活力——产生自主创新的愿望和能力。而从事这种创新性活动是现代生活的核心。对工作的高满意度、对新的可能性的兴奋,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进步,都是由此产生的结果。

《活力》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检验这一现代主义的理论,它是与由外生科学发现驱动的标准理论相对的,继而考虑检验的结果对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些问题具有怎样的启示。

《大繁荣》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19世纪生产率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的快速和持续的增长,以及随之为这些国家带来的“兴盛”——有意义的工作、自我表现和个人成长。它还解释了过去半个世纪国家繁荣和人民兴盛在这些国家接二连三的消亡。这些解释暗含了现代价值观的兴起和衰落。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旧有的观点是否在某些方面仍有其优势?经济学不会为我们指出我们需要选择的道路,而且假如我们误解了创新的根源,它还可能把我们带上歧途。

本书通过问卷调查对价值观进行了直接的测量,并通过统计学方法估计它们的影响。通过这些检验和结果,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长期衰退、增长和繁荣的消失。

(作者为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的重要人物之一、201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本文摘录自其著作《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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