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国需采取罗斯福新政式举措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 灏
虽然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是危机的形态，还是摆脱危机的道路，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认为，不能因此就说凯恩斯主义过时了，而实践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对于当今的中国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政府目前的宏观政策取向来看，其主要还是着眼于短期变量的调整。但如果仅仅针对股市楼市出台一些调税降息的政策，那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没有类如罗斯福新政那样的大的经济振兴方案，就不足以应对现在这样空前的经济衰退和生产过剩。
10月29日，在央行宣布再次降息之后，王建接受本报专访，对他的上述观点作了十分精彩的阐释。
凯恩斯主义主张扩大内需
《华夏时报》：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而在美国特定历史阶段产生的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对当今中国和世界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
王建：罗斯福新政是美国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所实施的启动美国经济的一项计划，它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当时美国经济还处在产业资本蓬勃发展的时代，其顶峰是二战后美国工业总产值占据了全球工业总产值的一半。那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过剩的矛盾是美国经济的一大问题。在罗斯福新政之前，首先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需求政策被提出来。这项政策的宗旨，是针对如何医治产业资本时代物质产品过剩的矛盾问题。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是在向公众转移支付方面，其政策主张实际上都是强调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扩大内需上做文章。凯恩斯主义之所以从二战以后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都实行这个政策，是因为在那个物质产品过剩的时代，该政策是唯一能解决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当前的经济危机，发生在金融市场，但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就逐渐发生变化，90年代之后，这个变化加速了。该阶段的特征是，国家经济从物质产品生产时代向金融产品生产时代过渡。并且物质产业比重越来越低，金融产品生产向海外转移。我把这个阶段称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我认为，过去的资本主义阶段如果称为“物质资本主义”，那么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就可以称为“金融资本主义”或者“虚拟资本主义”。我的这个提法已经提了有10年了，10年来，我曾多次写文章论述“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一共写了“六论”了。
进入虚拟资本主义以后，物质产品过剩就变成金融产品过剩。先是吹破股市泡沫，新经济概念——为什么股市泡沫会吹破？因为股市供给过度了，没有那么大的资金需求量，炒到顶泡沫就必然破灭。接着就炒房地产，炒衍生金融产品，接着就出现房地产过剩和衍生金融产品过剩。
现在如果用旧的办法，那就是由中央银行不断创造货币注入流动性来解决问题。然而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无论是危机的形态，还是摆脱危机的道路，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但不能因此就说凯恩斯主义过时了。
而实践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对于当前的中国还是有重要意义的。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实行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承认非国有经济各种主体的地位，承认自由产权等等。我们看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并导致了生产过剩，这是因为产权关系和分配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生产过剩的产生与形成过程或者说发生机理，与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一样。所以，当年在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有效的那些政策，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效，但放在美国却肯定无效。
因为，美国扩大内需能怎么样呢？美国过去扩大内需的办法就是增加进口，但现在怎么增加进口？美国必须生产金融产品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如果我们和美国的这种交换停止了，不去买美国的两房机构债或国债，它就没有钱来买我们的物质产品。所以美国现在的麻烦很大。
《华夏时报》：从罗斯福新政的起因来看，其在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之时所主张的复兴、救济和改革的政府干预政策，比如《农业调整法》、比如《全国工业复兴法》等，在果断实施应急性措施和长远改革中使美国经济得以复苏，当前中国宏观调控和经济改革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王建：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当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钢铁、电力、能源、汽车、住房都过剩，表现为大面积的价格下降，供求关系已开始发生显著改变。在这个时候，我们采用罗斯福新政当时的思路，扩大以政府为主导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扩大需求应该不是继续增加过剩供给的路子。比如罗斯福新政当时搞的主要就是修建高速公路。今天的美国高速公路网主要就是那时修建的，其对美国后来的经济发展作用不小。中国现在推出2万亿元铁路建设计划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进行城市化建设，其需求和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像中国这样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城市化率至少应在75%以上，但现在只有40%。这个需求可能应该补上，加的再多也不算多。
我们的麻烦和美国、欧洲的麻烦不一样。我一直认为，我们有大量过剩的产品，我们只是如何创造需求的问题，比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消费，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消费；另一方面，要利用城市化将经济提振起来。
罗斯福新政促进社会公平
《华夏时报》：您认为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什么？人们知道罗斯福新政曾有效地缓解了收入差距的矛盾。新政中所涉及的救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措施，为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缩小社会分配差距、促进需求增加、促使美国向福利化社会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否同样可以给中国当前宏调及今后的经济改革以一定的启示？
王建：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条。
我们过去是平均主义，在初次分配中就非常平均。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那一套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是通过国家权力把富人的资源向穷人转移。但我们在改革中有点矫枉过正了，在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以后，没有相应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建立起转移支付制度。虽然现在也有些转移支付，但力度太小比例太低了。美国的转移支付在中央财政中占到四成，而我们的转移支付在中央财政中只是为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比例很大，但补贴中低收入人口的比例很小。
发达国家一般来说大约有一半民众居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性住房里面，而我国现在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有13万亿了，但今年我们用于廉租房投资的比例还不到200亿，投资非常少。这是今后改革中要注意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初次分配要放开，二次分配要减少差距。要向富人征收更多的税，收入高的要累进式征税。过去我们讲公平是终点的公平，大家不管干成什么样最后都拿到一样的报酬。我们现在要建立起点公平，在初次分配中讲效率，充分放开；在二次分配中再讲公平。这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中转移支付的一个宗旨和出发点，即不破坏自由产权，不伤害基本经济单位的创造性，但最后也要解决收入相对平等的问题。比如美国，1%的富人收入占据了全美人口30%的收入，但这1%的富人缴纳了美国28%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一个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近10年来，我们才遇到与当年罗斯福新政相关的问题。在这之前，我们没有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我们已清楚地看到，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出现消费品的全面过剩，而这一次，则是轻重工业的全面产业和产品过剩。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罗斯福新政，就有和以前不一样的认识。以前会觉得好像是人家的事情，但今天事情在我们这里。今年初我写过一篇文章《论宏观经济必须转轨》。其中我讲道，宏观经济必须转轨是因为宏观经济的背景发生变化了。过去传统体制下，消费扩张是无限的，投资扩张也是无限的。过去中国长期处在短缺经济状态中，但现在这一轮经济增长，因为产权关系、分配关系发生了变化，全面过剩的时代到来了。这个时候研究资本主义如何解决生产过剩的那一套办法，可以发现，其对于中国研究制定宏观经济战略具有空前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应更有力刺激经济
《华夏时报》：您认为罗斯福新政的遗憾之处是什么？中国的宏调和经济改革是否能够避免罗斯福新政的遗憾？应当如何确定政府干预的强度及时机？怎样的干预才是最有效最理想的？
王建：我们好像还不能说罗斯福新政有什么遗憾或失败的地方，我们现在只能说，我们既然处在这个时代，那么，罗斯福新政的那些办法相对就是最好的。
凯恩斯主义过去只是一个理论，罗斯福新政是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一次实践。美国的实践证明它是对的，所以二战以后其在欧美国家都风行起来，大家都看到这是解决矛盾的一个好办法。任何东西光有理论不行，还要有实践。若实践证明它是对的，大家就会运用它，否则大家就会抛弃或修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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