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不轻言形势好转是一种决策进步

作者：商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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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9-12-31 21:06:54

摘要：王建：不轻言形势好转是一种决策进步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商灏

   舆论评价温家宝总理最近通过接受本国媒体的访问，向民众解读当前政经形势，展望未来施政走向，回应民众的期望与关切，显示中国领导人执政风格的进一步开放，行事风格也越来越国际化。但温家宝总理2009年12月27日接受新华社专访纵论当前经济形势、2010年经济工作等方面问题究竟蕴涵着怎样的政策意图？《华夏时报》特别邀请国内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问题的著名专家学者、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做深入解读。
2010年政策明松暗紧
    华夏时报：所谓“胜非为难，持之为难”，以及“打多少分最终靠人民的评价”，是否意味着今明年经济形势可能依然严峻，中央高层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是否也有必胜信心？
    王建：我的看法是，2010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应该不会有大问题，有问题应该在2010年之后。但中央高层有这样的认识比没有这样的认识要强得多了。在上一次经济紧缩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充分预料到后来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虽然我很早就提出过十一五期间要警惕非常有可能出现内外紧缩双碰头的问题。现在有关方面领导因为已经看到了国内外环境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不会轻言形势已经彻底好转了，也不会轻易地放松刺激政策，不会轻易作出比较乐观的判断。这些都是进步的决策取向。
    华夏时报：“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调整政策方针”意味着可能有怎样的变化和调整？
    王建：我觉得2010年宏观经济政策最大的变化，恐怕会在某种程度上嘴上说松实际是紧。因为决策层已经开始关注通胀问题了，现在只是还看不清楚而已。如果经济仍然有偏冷的趋势的话，防通胀就会被放在一边，因为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教训了——2008年上半年那么强烈的紧缩，本来不应该是那么紧的；如果经济形势还可以，但通胀比较显著，经济政策就会做一些适当收紧的安排。
　　在政策调整方面，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货币政策的适当收紧。一般来说，财政政策调整空间已不是很大。中国内地与最近因出现通胀而加息的印度及越南不一样，虽然中国内地2009年的货币投放量比较大，但总体经济增长形势不错，印度和越南的货币却一直呈现贬值的趋势。如果为了刺激经济而发行大量货币，经济状况最终却没有好转，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中国内地并不存在这样的状况。
在国际变局中谋取中国利益
    华夏时报：对于“日益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不断增强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可能是我们2010年对外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可以采取哪些有效的应对举措？
    王建：我认为，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对今后中美贸易的发展造成很大影响。对于美国来说消除产品的竞争弱势是不太可能的，逆差的贸易格局无法改变，美国需要进口中国产品。如果美国实行贸易保护，和中国展开贸易战，对双方都不利。而美国也并不一定想要人民币升值。美国的贸易逆差从1981年起，到现在还是维持逆差的局面。美国三季度仍然是贸易逆差，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16%。美国的这种贸易结构是无法消除的，所以美国更想用较少的钱买更多的东西。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强势的人民币和弱势美元对美国并没有好处。只有强势美元，才能使美国用更少的钱买更多的物品。
    我们应该看到，贸易保护主义和弱势美元都不符合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因为金融开放必然要求强势美元和贸易自由化，否则就不能用美国的金融商品从全世界换取实物。由于美国金融资本会重返政治舞台，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不会长久的，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不会越来越大。
　　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清国际关系发生的变动会对中国产生哪些有利与不利影响，以及应怎样谋求中国的利益。　　
警惕“双碰头”再次出现
    华夏时报：如何理解“淘汰落后产能必须站在战略的高度，从全球经济的视野来加以把握”？如何看中央4万亿元投资取向和效能？
    王建：这次投资的巨大增长是应对危机的短期紧急措施，是必要的。但投资的增加实际就是产能的增加，在出口受阻、消费增长不明朗的前提下，投资的巨大增长难免盲目。由于在2011年以后缺乏明确的需求出口，就隐藏下了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现在看来，2010年的经济增长应该还没有问题，但是若次债危机是在2011年再度露头，到2012～2013年间趋于严重，而中国自2009年大投资所形成的第二轮产能释放也是在2011～2013年间，则又是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我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目前，政府也已看到在扩大投资保增长与控制产能防过剩之间的矛盾，所以一方面在采取诸多控制产能的行动，一方面在刺激消费方面下工夫。不过这些做法最终可能被实践证明收效甚微，因为过剩的源头是在分配环节，储蓄与消费的分配比例不合理，现存的分配机制总是倾向于压低消费而增加储蓄，所以不触动分配环节而压制产能，没有触及到最根本问题，怎么做结果也不会理想。
5年内楼价无显著上升动力
    华夏时报：所谓物价上涨的合理的区间是什么？如何看待当前的楼市政策取向？
    王建：2010年估计在一季度物价指数就会上升到2%,二季度有可能上升到4%～5%,全年应在5%左右。到4%的时候就可能加息。最近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说,四季度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要“管理好通胀预期”,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要在通胀还未出现的时候采取某种紧缩措施,一开始是数量型的措施,如加大货币对冲力度,紧缩贷款等,2010年二季度以后就可能转向质量型管理,即加息。
　　 2009年楼市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2003年以来的高增长所积累的社会财富的滞后释放效应,在今后若干年里这个效应应该是递减的,除非中国再度迎来一个像2003～2007年那样的高增长,但是至少未来5年内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就没有支持楼价显著上升的动力。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实际上中国内地土地的升值现在才刚刚被启动，未来数十年将始终处于上涨趋势之中，并会上涨得很强劲。但面对这个趋势，难道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就要永远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吗？这显然是不行的。以社会保障性住房为公共产品提供给中低收入阶层，应该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所以中国肯定要面临第二次房改。否则，无论什么样的措施，都永远解决不了楼价高涨的问题。
　　中国内地的一个不好的机制问题是，各地方政府几乎都以招拍挂方式出售土地，这和世界其他国家做法完全不同，更与抑制楼价的政策目标完全背道而驰。此外，中国内地不像发达国家那样收缴物业税，这导致持有固定资产的成本过低，反而助涨楼价。
　　因此，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些真正可以消化楼价上涨动力的政策实施，就很难说政府是在抑制和真想抑制楼价上涨。
仅提出城镇化还远远不够
    华夏时报：关于以信贷支持保障性住房为主的“低端房”的建设顺利进行，那些与加快城镇化，与释内需促消费都有密切关联的举措2010年可能有怎样的进展？
    王建：如果未来5年每年的保障性住宅开工面积达到10亿平方米，总投资达到2.5万亿元，就已经相当于2008年全年的住宅开工面积和83％的住宅投资额，将是对房地产业的强劲拉动，也会极大缓解已严重过剩的钢铁、水泥产能。
　　而提出要加快中小城镇的发展，以此为依托扩张消费，扩大内需，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但还需要更进一步，因为此次仅仅是提出要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扩容，而这还不能完全解决需求增长动力问题。
　　应当怎样推进城市化？我的认识是，应当分成存量与增量这两个城市化阶段，并且必须以大都市圈方向为主导。
　　 2008年底，中国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在沿海，而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73%在内地，小城镇内地也占2/3。所以提出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对象扩容，就是主要在内地增加城市人口，但目前的外出打工农民，主要是向沿海大城市流动。因此即便用城镇户口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镇定居，由于在内地的中小城镇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也不会向这些城镇流动，更不会把家庭向这些城镇迁移。
　　如果想要把城市化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就必须首先以沿海的大城市为依托展开，然后再以内地的大城市为依托，建设大都市圈。我相信正确的道路终究会被大家所认识，以大都市圈为方向的中国城市化高潮也会在不久来临。
须防结构体制出现倒退
    华夏时报：民间资本突破“两道门”扩大准入领域的最大困难或阻碍是什么？需要怎样具体的政策支持？
    王建：在中国经济的回暖过程中，也开始孕育着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新问题，最近我参加一些会议，大家议论最多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大贷款、大投资虽然带动了经济回暖，但是也显著加大了许多领域里的过剩产能，并且还造成了一批新的过剩领域；另一个问题是，在银行支持下，2009年以来国有企业大量兼并民企，其中不乏效益低的国企兼并效益高的民企的现象，因此在诸多领域里都出现了“国进民退”的格局。
　　值得担忧的是，虽然中央政府不愿看到“国进民退”，但许多地方政府的确靠在刺激经济复苏阶段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取资金的条件，再进行国企兼并民企的活动。目前，产能过剩已经开始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多次说要下定决心予以整治，但是如果解决产能过剩也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最后恐怕又会演变成地方政府支持本地国企大量兼并民企的一场“盛宴”，如此，历经30年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这不是说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就没有必要考虑防止产能过剩问题，但考虑的入口不是直接消灭过剩产能，而是改善社会分配机制，如此，才能让市场机制在一个健康的制度基础上产生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