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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放大医疗基础设施短板 代表委员呼吁加强医疗基建

作者:王晓慧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20-05-27 13:21:37

摘要:一场疫情,暴露了中国医疗体制在数量、投资、基础设施、人员配置上的种种问题,这也给国内大部分城市敲醒了警钟。即便我们十天就能造出一个雷神山、火神山,可毕竟疫情面前,每一分钟都是非常宝贵,耽误不得。试想如果武汉当时有更多的床位、医护人员、医疗物资、医疗设备,那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疫情放大医疗基础设施短板 代表委员呼吁加强医疗基建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王晓慧 两会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暴露出国内医疗基础建设的薄弱,而这,也成为此次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热议的话题。其中,加强医疗基础设施投入的呼声尤其高涨。

全国人大代表、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对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虽然我国较快速地控制住了疫情,但暴露出我国突发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在核酸检测能力、应急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就此,戴立忠建议,强化应急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医疗机构应急救治能力。

疫情带给人们诸多思考,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必须织牢织密基层防护网。同时,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放大了医疗卫生基础设施领域的短板效应,不少代表委员预计各地区都将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建设。

新冠肺炎暴露医疗基础设施薄弱

医疗基础设施是卫生资源中的硬件,也是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必要条件。新冠肺炎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卫生医疗基础设施不足的短板,其中,医院床位紧张,医护人员人手不足等问题比比皆是。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我国的医院数量是9293家,2018年增加到了33009家,增长了3.55倍。1978年我国的医院病床数是185万张,2018年增加到了652万张,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从1.1张,增加到了4.6张。也就是说,41年里我国的医院数量和病床数量增长了3-4倍。

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同期我国的GDP增长了240倍。二者增幅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此外,我国的公共卫生投资也明显不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是1.6万亿元,仅占GDP的1.7%。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医疗卫生市场广阔,潜力很大,另外一方面同样说明,我国对医疗基础设施投资严重不足。

比如,一个城市三甲医院的家数充分显示了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水平,武汉是全国三甲医院家数排名第四的城市,而本次疫情反应出武汉医疗基础设施还有待加强。具体而言,有些医院的通风系统存在设计方面的问题,对传染病的控制没有足够的考虑,反而还会通过空调送风加速病毒的传播,产生交叉感染;还有一些医院没有污水处理设施,一旦收治传染病人,病毒很容易通过污水污染城市居民的饮用水。

同时,根据规定,病房床位与病房护士比值至少不低于1:0.4,然而通过此次疫情我们发现,虽然武汉三甲医院的数量位居全国城市前列,但整个湖北省暴露出医院数量、医护人员和医疗床位严重不足的现状。

一场疫情,暴露了中国医疗体制在数量、投资、基础设施、人员配置上的种种问题,这也给国内大部分城市敲醒了警钟。即便我们十天就能造出一个雷神山、火神山,可毕竟疫情面前,每一分钟都是非常宝贵,耽误不得。试想如果武汉当时有更多的床位、医护人员、医疗物资、医疗设备,那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据记者了解,除了北上广深杭等医疗基础设施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以外,其他地区普遍存在各种医疗设施还不够健全的情况。

医疗基础设施陈旧,不利于正常的医疗救治工作开展。目前部分乡镇卫生院现有医疗设备多数已陈旧、老化,或者不能正常开展检查工作,造成农村患者直接到上级医院就诊的情况。甚至,不少村医的医疗设备,至今仍是建国初的体温表、听诊器和血压计这“老三样”。

基于此,不少两会的代表委员认为,公卫医疗会在疫情过后会成为基建的重要一环。

建议以“平战结合”的方式加强医疗基建

要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就需要各级政府必须算清楚账,也就是要充分意识到这项投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其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

据记者了解,疫情期间,医疗基建的大趋势已经初见端倪。湖南、山东、河南、福建、广东、江苏、广西、黑龙江、山西、贵州、天津等多地,修建了自己的“小汤山”医院。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6个地区提出了医院建设规划,其中,苏州市宣布在“十四五”期间,三级医院数量要力争增长50%、增至36家,三甲医院要力争新增10家。

就此,戴立忠建议,按照“平战结合、战备应急”原则,强化应急基础设施建设,每个地市至少建设一家传染病医院,在人口较多的县(市)指定一家医院作为传染病医院,并根据传染病防控要求适当配置相关资源。在模式选择上,可以采取“现有医院+小汤山医院”结合的平战结合应急模式,疫情期间发挥应急救治功能,疫情后用于重大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其中,医院的选择方面,可以指定综合性医院、老年病专科医院或康复医院作为传染病医院,并根据传染病救治要求适当配置改造相应设施,适当预留一定的场地予以临时改造,日常作为综合性医院或专科医院使用,疫情期间快速改造为传染病救治医院。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郭新明提交了关于深化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建议。他认为,公共卫生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政府理应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受制于公共财力和资源分配效率,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无法有效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远不能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为此,郭新明建议加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比如,可考虑按照“平战结合”的方式来增加公共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包括增加民营卫生医疗机构、医疗床位等资源,以及鼓励卫生防疫产品生产企业保留维持生产线等。

对于这样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柳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吴刚同样认为,在综合医院疫情防控改造中,最大的难题是难以改造现有的建筑结构与系统设施。为此,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应根据传染病的特点和防控要求,以“平战结合”的方式加强综合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

也就是说,这些医疗基础设施,在平时可以用于经营民用,产生的现金流可增强其自身维系的内在动力,在战时又可迅速征用,通过“藏能于民”构筑防控重大公共卫生灾害的有力屏障。

见习编辑:方凤娇 主编:陈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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