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产能和刺激消费不能对冲就会重陷危机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商 灏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中“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和“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是最引人瞩目的内容。
自从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来,政府的一系列表述早已明确收入分配改革对于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重要意义。但收入分配改革能否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当前国内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哪些,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地区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的根源是什么,改变这一切需要怎样的路径和过程?就这些话题,本报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大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和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仅控产能
而不改分配机制难见成效
《华夏时报》: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如何缩小收入分配?
王建:政府已经看到了在扩大投资保增长与控制产能防过剩之间的矛盾,所以目前一方面在采取诸多控制产能的行动,一方面在刺激消费方面下工夫。这些做法看起来很正确,因为是压制供给和扩大需求,但是我认为目前的做法最终会被实践证明是收效甚微,因为过剩的源头是在分配环节,储蓄与消费的分配比例不合理,现存的分配机制总是倾向于压低消费而增加储蓄,所以不触动分配环节而压制产能,压住了钢铁还会冒出水泥,压住了15个产能过剩部门又会有新的产业部门被列入过剩名单,即使全都压住了产能增长,又会因国内产业资本没有投资机会而发生资本外流,怎么做结果都不会理想。
消费也是如此,绕过改善分配机制而增加广大居民收入这个关键环节来刺激消费,所能刺激出的消费只能是使居民把未来的消费提前到今天,所以今天的消费高峰必然会与今后的消费低谷相连接,从中长期看是不可能从实质上提高消费率的。
如果抑制产能和刺激消费等措施不能对冲两年后即将再度出现的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会在“十二五”前期开始下滑,并且可能长期低于年均7%。
贺强:我个人认为,产能过剩并不等于内需不足。大路货市场已经充分消费了,而不是需求不足。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以生产引导消费。而简单地增加收入,未必能刺激消费。
因为在消费理念上,目前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积几十年经验认为,有钱还是存银行保险,轻易不敢放手消费和投资。这种被动储蓄现象并不可能因为收入增加而发生根本改变。在这种背景下,试图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刺激消费,是有一定难度的。真正有效刺激消费,主要不是靠政策。马克思很早就有论述说:生产引导消费。必须生产有高附加值的、深受市场欢迎、老百姓喜欢的产品,才能把新的消费需求刺激起来。
实际上,低收入人群不可能扩大消费,而高收入人群也未必能扩大消费。但收入差距过大会产生严重社会问题,所以必须调整,而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应当会认可这种调整。
《华夏时报》:如何理解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推动城镇化调整城乡收入差距这一政策取向?
贺强:城乡收入差距是个老话题了,其问题发生的根源在于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我们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为了尽快建成强大的工业体系,牺牲了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也在很长时间里形成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而城镇化也是个老话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城镇化。虽然城镇化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工农业差距或城乡差距,会促进来自乡村人口收入的增长,也会产生许多新的消费需求,并有可能是中国经济下一个新的增长点,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理解城镇化。城镇化必然是配套的系统工程,甚至诸如能源、环保、物流和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设施建设都必须要跟上。
城市化是国家经济
新的增长点
《华夏时报》:调整国民总收入分配十分必要,而单一调整却不革除相关弊制则是治标不治本,您是否看好现有的改革方案?
王建:如果想继续保持中国经济的较高增长,就必须创造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就是城市化。
从对许多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矛盾,不仅可以从体制入手,也可以从发展战略入手,取得效果更快,引起的社会震动也更小。
我曾经有一个测算,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能使城市人口从目前的4.5亿增加到9亿,将可增加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和10万亿元以上的社会消费。如果到2030年中国再增加3亿城市人口,使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到12亿,使中国的城市化率提升到80%,则中国9%以上的增长率能再保持20年。
如果2011年以后由于内外部原因中国经济会发生明显减速,2010年就将是关键性的一年,只要能尽快转入加快城市化步伐轨道,不管世界经济出现如何恶性波动,中国经济都将可以破浪前行。
国内经济形势
尚未一片大好
《华夏时报》:如何评价与预测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国内经济以及股市楼市的表现?
贺强:很多人认为现在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但我的观点是,对于经济触底反弹或复苏,决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态度。为什么?因为经济触底反弹或复苏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各项月度季度经济指标,即短线经济指标触底反弹,甚至回暖。但短线经济指标触底反弹或回暖却并不等于经济复苏,因为经济复苏是就总体经济周期的某个阶段而言,概念不能混淆。另一层含义最重要,那就是以年度GDP为代表的中国总体经济触底反弹,这也是最有意义的。
由此来看就很清楚:中国经济今年只是有一些短线经济指标触底反弹,甚至回暖,而整体经济却未必是触底反弹或回暖。如果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能维持8.9%以上的水平,全年经济保8的确没问题,但很多人可能没想到,新的问题同时也来了。那就是,保了8又如何呢?我认为,2009年是以年度GDP为代表的中国总体经济的过渡期,是各项短线经济指标量变积累的过程。而明年各项短线经济指标将发生向好的质变,有可能是中国总体经济的反弹期。正因如此,刺激经济的政策目前不能退出。
关于楼市和股市,我个人的观点是,房地产市场的运行周期最贴近经济运行的周期。今年楼市和股市一样主要靠政策推动起来,因此市场的暴涨是不正常的。如果明年国内经济反弹了,就意味着新世纪以来的国内经济这一轮周期也结束了,而新的周期也就可能开始出现了。新周期的开始就是扩张期开始:经济开始爬坡,每年经济的高增长局面有可能随之出现。因此,今年的房价暴涨,只是一个前兆。如果未来经济连续增长,则房价的增长趋势便不难判断。如果经济推动与政策推动出现错位,则股价房价都有可能会出现下调。目前政策支撑股市的力度已经不足,而经济支撑股市的力度还没有显现,于是股市增长出现错位,出现下调和震荡。
至于A股走势,这不好说。A股市场就像当前的国内经济增长一样,在狭窄的空间里震荡。如何取得突破?如何在政策与经济两大板块的错位之间突破?3400点下方是重压区,3100点却已变成支撑。现在看来,突破3400点必须靠经济出现实质性增长、出现明显向好。
应警惕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华夏时报》:明年经济由量变到质变主要取决于哪些因素?
王建:2009年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了“V”型反转,增长率将在8%以上,2010年将会延续2009年的强劲复苏势头,增长率可能会接近10%,有这样的好趋势,主要是得益于两方面原因。
第一,政府及时、果断地出台了主要以扩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的措施,2009年全年的投资增长率可能高达34%,比2003-2008年高出3个百分点,由投资增长所贡献的经济增长率全年应在80%左右。
第二,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自2009年三季度开始走出次债危机阴影,贸易需求有所增长,给中国沿海地区注入了经济活力,是三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更加迅速的主要因素。
然而必须看到,这内外两个导致中国经济能走出低谷的因素,在2011年以后都会出现反转,因此虽然2009、2010年的经济增长没有问题,2011年以后就可能难以保住持续较高增长步伐。
从国际看,美国2009年三季度能走出低谷,明年仍可保持复苏势头,主要原因是美国采取了两大关键性政策,一是允许美国的金融机构改变会计规则,可以不按现值而按原始投入值做会计报表,从而把庞大的有毒资产掩盖起来;二是允许金融机构把有毒资产的清算期向后推迟两年。这样的做法不是在解决问题,而只是把矛盾向后移,所以到两年后即到2011年,次债危机就会卷土重来。美联储高官最近连续说,美国的主要经济刺激政策都必须到2012年才能考虑退出,恐怕就是担心2011年这个“坎”过不去,穆迪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更是直接说,由于政策延缓了危机,美国的企业破产高潮应该是在2010年底前后出现。如果国际经济危机以更严重的程度爆发,两年后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就可能比2009年下降得还厉害,负30%也有可能。
从国内看,投资的增加就是产能的增加,所以2009-2011年之间的投资高增长,必然会带来2011年以后的产能再次集中释放。2003年以来,庞大国内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增长,其需求方向很明确,就是为国内以住房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服务,以及被新全球化所产生的外部巨大需求服务,但这次投资的巨大增长是应对危机的短期措施,在出口受阻、消费增长不明朗的前提下,投资的巨大增长就很盲目。由于在2011年以后缺乏明确的需求出口,就隐藏下了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我在以前所写的文章中曾多次说过,如果国内的生产过剩导致内需紧缩,又正赶上美元资产泡沫破裂导致外需紧缩,就会发生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会由于内外部危机的叠加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压抑。现在看来,2010年的经济增长应该还没有问题,但是若次债危机在2011年再度露头,到2012-2013年间趋于严重,而中国自2009年大投资所形成的第二轮产能释放也是在2011-2013年间,则又是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我们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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