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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仅是手握高科技天才少年的事?未来的公司形貌如何?可以照日本这面镜子

作者:徐瑾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8-08-29 20:06:53

摘要:日本是中国最好的镜子,但是国内对于日本经验的总结始终存在误区。

徐瑾

此前专栏回顾了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与管理学奠基人德鲁克关于公司的争论。其实无论是古典企业还是现代公司,公司都是现在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日本经济学者岩井克人结合日本经验,重新回应了弗里德曼与德鲁克的争议。

岩井克人的观点与科斯、德鲁克无不相似,指出公司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 。弗里德曼和德鲁克孰是孰非?德鲁克是站在企业内部来看,从管理者思路出发,一个企业很难脱离当地社区而存在,而如今的大公司更是要与不同国家政府打交道;弗里德曼则是站在企业外部来看,企业主与管理层口头说动机如何其实不那么重要,外人也很难考察,如何考验公司绩效?从这个角度考虑,坚持股东第一其实从长期和短期来看有合理性。公司股价表现短期可以不好,但是如果长期股价都不好的公司,这个公司本质不会好到哪里去。更进一步讲,股价表现不仅是一种有效的外部指标(或许是所有指标中最有效的指标),而且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无法提供合格股东回报的企业,很可能也没有能力创造足够的社会价值,则这类企业不值得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换言之,在可以用于衡量的标准上,只能是股东、员工权益和经理人权益等彼此协调,这些指标短期可能不一致,如果长期来看,成功公司必然谋求一致,否则也无法长期盈利。

公司作为股东、客户、员工、社会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体存在,这一点并没有太多争议。问题在于,这不同利益共同体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公司决策应该如何发生?笔者认为,股东主权论或许武断,但是长期来看可能仍旧有效,而这种股东主权论,必然要建立在承认公司公共体的前提之上,否则这样的公司很难成为伟大的公司,也很难立足当下复杂环境。

重塑公司,核心在于重新提倡负责任的公司观点。公司自然是属于股东的,但是前提是股东承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与利益。那么,未来的公司究竟什么样?答案其实并不明确。身处后资本主义时代,岩井看到了知识的兴盛,断言古典时代公司的复兴。

未来的公司可能什么样?岩井多年前的预言倒是与中国万众创业图景类似。他认为,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个人能够更容易开办企业的时代,企业有差异性就能够产生利润。他感叹,与欧美各国相比,日本的创业政策过于贫乏,日本经济在后产业资本时代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日本社会今后出现多少敢冒风险、有气魄独自开办公司的个人。

这种判断非常正确,毕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企业家,正如明治时代的经济变迁也离不开涩泽荣一这样的人投身商界。只是十多年过去了,僵化的雇佣体制虽然开始瓦解,但新的人才制度还是没有建立,社会需要更多活力。对于担心雇佣关系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来说,重新思考自身拥有的资产与出路,其实是新的方向。

事实上,创业并不仅仅是掌握高科技天才少年的事,国际主流创业群体是中年人,这个年龄段积累了经验、人脉以及资源,创业有更高成功概率。

对于日本社会,这或许也是好事。一方面,中年失业开始增多。随着日本终生雇佣制度的缓慢瓦解,重组以及解雇也在所难免,并波及中老年职工。岩井指出,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都不是法律,而是惯例。当然,不可否认,在日本社会文化中,习惯的作用非常强大。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一惯例的起源甚至不是日本,只是在日本维持比较久而已。其维持也依赖于人们的预期,一旦人们不再相信,这种制度就会解体,先从中小企业开始,再到大公司。

这种情况,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很多年轻人会选择短期打工或者说自由职业。随着昭和时代落幕,似乎很多人的野心消耗殆尽,“穷忙族” 、“下流社会”、“草食族”、“乐活族”、“第四消费时代” 等名词你来我往,即使当年主持改革大旗的竹中平藏,在交流也对读者感叹,日本“太舒服而没法改变”。

问题在于,对于最精英的年轻人,譬如东京大学的学生,他们选择如何?如果还是继续公务员或者大公司这种单一选择,对于打破日本社会的沉闷并没有帮助。

《未来的公司》诞生以来,世界面目全非,日本衰退依旧,倒是衬托出本书思考的可贵。一方面,金融危机中爆发了欧美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不仅日本问题待解,书中所谈问题,也是中国企业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国企改革之类老大难问题。

我一直觉得日本是中国最好的镜子,但是国内对于日本经验的总结始终存在误区。以今日中国经济来看,其实和当年日本第一时代很多类似,泡沫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远去。目前国内对于日本的自满情绪并不可取,盲目乐观往往导致可怕的结果,除了认为“这次不一样”,还会认为“我们不一样”。

关于日本泡沫经济下滑,与日本文化关系问题,具体到日式公司治理,人们说了很多。但是日本危机的根源,更可能在于资产回报率的持续下滑,这与错误的投资决策、盲目的管理、无法出清僵尸企业显然有关系。而这并不仅仅是日本问题,也是世界性问题,只是程度不一而已。对中国而言,未来出清僵尸企业时候,如何照顾员工感受以及纳税人权益甚至社会稳定等,显然需要借鉴日本经验。

时代在变化,知识经济时代的公司形态也在变化,一些基本原则不会,这也是《未来的公司》值得一读的价值吧。(作者为青年学者、经济人读书创始人)(主编商灏 编辑严葭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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