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IP为核心，让特色小镇安放身体、需求和心灵

林竹认为，特色小镇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小镇自己的IP

仇保兴认为，特色小镇必须有新奇的发明，有绿色，能够和城市周边互补，最后是可体验的，可观、可游、可住。

本报记者于娜   北京报道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特色小镇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如何建设好特色小镇，还是一个需要理性探索的战略性课题。在近日北京举行的以 “城市IP——面向未来的城市创新之路” 为主题的“2017中国城市运营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 “城市IP与特色小镇”展开热烈讨论，并分享了一系列如何让特色小镇有生命力，如何有效促进特色小镇PPP项目落地的观点和精彩案列。

特色小镇的“特”，

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自己的IP

特色小镇特色在哪儿？是土地？空间塑造？还是产业发展？根据不同专业角度，不同利益诉求，产生了不同解读。站在中立和公立的角度，中信城市运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华夏城市运营研究院院长、华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城市运营联盟理事长林竹认为，特色小镇关键在于是否拥有小镇自己的IP。这个IP是在综合把握小镇客观条件下，因地制宜，综合小镇所有可拥有的特性的资源要素，形成小镇自己内在的运作逻辑和运作特征，最后形成有别于其他小镇的可市场运行的、可持续化的整体。

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则以特色小镇适应性造就的新模式来解读特色是怎么来的。他认为城市的特色不是画家作画，画家一个人能够表达，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是千百万人从上而下涌动产生的，所以城市的特色绝对不是作画。长期以来第一代系统、第二代系统论都讲到人可以发现事物内在的规律，人可以主宰一切，但是其实事物内在的主体，那些细胞是怎么运转的，这个细胞运转的激活才能涌现出特色来，而有很多人却错判，把一些特色小镇做成房地产，结果变成死城、空城、鬼城。

有些特色小镇IP为什么能有生命力？仇保兴认为只能用第三代系统论就是CAC来解释。C是复杂，A是适应，S就是理论，所有的复杂系统都是由其中的主体，无数次相互之间复杂的交织、涌动，从下而上产生一个隐在的次序，这个次序在一个时间节点产生它的IP。

其中有四个方面的规律，第一作为复杂性是动态变化的。这些动态变化不仅是技术上、结构上，而且它是颠覆性的、破坏性的。第一代特色小镇就是小镇加上综合体，为周边的农业、农民、农村服务；第二代小镇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自己创业涌现的一批小镇，加上乡镇企业集群。如领带小镇、袜子小镇、衬衣小镇，将近100多个小镇都有这些产业组织，这样的小镇现在成为强大的动力，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物价那么低廉，但是政府却没有补贴的源头。

3.0版小镇是上个世纪末有些山区小镇没有被工业文明摧毁，保存着明清留下来的IP，没有产业，但是有非常具有特色的壳，受城里人钟爱、保护，比如乌镇。本世纪又有小镇进入了城市，成为产业修缮、生态修复的重要载体，城市进入新经济体，这是4.0版。

仇保兴表示，知识经济和一般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知识经济自己能够创造资源，而不是使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知识经济怎么来的？特别的强有力的IP怎么来的？它是通过一系列新企业的产生的，完全是颠覆性的，和城市的多样性之间相互作用，正相循环，产生了新的孵化器。所以特色小镇4.0版是新产品、新结构、新创业链等一系列特色形成的过程。

特色小镇的IP活力，来自其内在的自适能力

对于特色小镇IP的强度、广度分析，仇保兴提出，特色小镇不是世界第一，中国唯一，所以它的深度很深，一个镇上有几个特色叠加在一起，IP的广度就很广了。所以我们用深度和广度来思考特色小镇。原来没有特色的，我们逐步改造，将原来单一的功能区植入一个；原来特色不足的，我们升级，这样路子就很广了。

但特色小镇作为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特色不是马良一画就出来了，而是来自于镇里的企业家、镇里的科技创新者，包括艺术家，三者之间互动涌现产生。所以特色小镇在某种意义上讲，本身就是孵化器，将来靠什么发展，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仇保兴认为，在不确定因素中间，有五个方面是确定的。任何特色小镇必须和历史上的小镇有差异，有新奇的发明，有绿色，能够和城市周边互补，最后是可体验的，可观、可游、可住。

作为新经济体，小镇的IP因为是从下而上的，所以它需要给内部的创业者非常充分的自由度，让它对外部自适应，然后才有动力，有机会从上往下建出来一个特色。 仇保兴认为，4.0版特色产业包括IP的活力都来自个体的自适应能力，所以政府管理小镇，不要认为政府这只手比企业家聪明，简政不专权，不要光考虑自己，要建立一个安全的边界，评估不刮风。

作为小镇建设的实践企业之一，中国蓝城集团总裁傅林江表示，他们的小镇建设理念是要做复合型的小镇，重要的一点是打造小镇的文化IP。在现有文化IP的打造当中，建立了非临界组织，有自己的管理，自己的运营。“我们的小镇公约做法不一样，通过所谓底层自发性建立起来的，所以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特色小镇要有灵魂，也要有生活

“除了IP很重要，我们要分什么好的，什么差的，好的IP怎么来的，差的IP怎么来的，才可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仇保兴认为对特色小镇的评估不是看GDP、财政收入或者就业等指标，而首先要有自组织，有核心企业创新创业，聚集壮大；和周边环境要共生互补。比如杭州有一个山紧靠西湖，底下是皇宫旧址，不能动土，一度成为陶瓷废料垃圾堆。几年前有人搞起了基金小镇，建筑不需要打地基，采用园林的设计，引进基金经营，共谋共策，现在这个基金规模达到1万亿。

多样性。多样性是创新性之母，比如鬼城，农民组织起来搞一个双创基地，现在成为西部最大的创客基地；强连接。看这个小镇的IP是不是对特定的人群有强大的不可替代的吸引力。成都安仁镇之前是四川众多小镇之一，后来35个博物馆迁过来了，再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座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小镇。

集群。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不在于天花乱坠的数字，而在于强大竞争力的企业集群；微循环。微循环和长距离循环是完全不一样的绿色发展模式，一切都可以分布式、小型化，让我们获得绿色发展的机会。

自适应。它是企业家内在自适应能力。机器人、数控机床原来国家定位在东北三省，现在南方涌现出一个专业生产机器人的新一代机床小镇，一些创业者就来自东北。

协同涌现。只有协同才有新的生命力。比如马云上市以后，有1000多中层骨干成为千万富翁。我们想在马云总部附近搞几个小镇，也就把马云团队中因为上市成功要跳槽出来创业的750多人一网打尽，使梦想小镇成为发展最快的特色小镇。

此外还有开放性和超规模性要素。由此，什么叫好的特色小镇，什么叫差的特色小镇，一目了然。“如果说我们一个小镇是单枪匹马的，从上而下的划定一个IP，你就失败了；内部涌现协同的，你就成功了。”仇保兴说。

傅林江分享的经验是，如何做小镇，不是每块地拿到就能做，首先是小镇选址有六要素：政府支持、购买力、交通、距离、生态环境和地块情况。每一个特色小镇必须要集聚小镇的功能，无论做硬件软件设计，要充分考虑小镇里居民的健康、医疗、教育、文化等生活各方面。同时，建设特色小镇的企业家必须要有理想、有情怀，要做出它的灵魂，它的IP，小镇应该是安放身体，安放需求，安放心灵的地方。

用PPP建设特色小镇，防范新的法律风险

在特色小镇和PPP模式的结合上，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城市运营联盟副理事长、中国PPP30人论坛秘书长周凯波作为实战派专家，他认为，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以后，特色小镇是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有利手段，在目前或未来一段时间，特色小镇建设将沿着创新驱动的模式去发展。

PPP在特色小镇领域的应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设施建设、扶贫攻坚的异地搬迁、产业集聚区配套、存量资产的特许经营等。周凯波表示，PPP在特色小镇实施细节中也遇到一些障碍，一个是融资问题。有很多好项目，但是缺钱，越没有钱的地方越想做，这是一个矛盾。此外，还面临产业落地、政策不明朗和体制人才滞后的问题。

周凯波认为打造特色小镇应打重点提升资源的分析把控、顶层设计、产业培育、产业金融结合以及运营管理五项能力，以取得长远收益、产业收益、制度收益和精神文化收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包括处理好遗产保护和特色小镇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景区管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域、生活区的管理，旅游小镇公共设施的管理。它们的矛盾怎样协调？还有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问题。

周凯波认为，特殊性、复杂性、挑战性和创新性，都给特色小镇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投资规模与特色小镇建设要求的矛盾，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要求30个亿、50个亿的投资规模，在这些地方没有更多的建设用地，投30个亿砸下去做什么？如果建那么多场馆古镇环境就被破坏掉了。

另外特色小镇项目投融资的法律体系，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绿法（国际）联盟秘书长、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光超认为，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的法律纠纷、法律主体的变化，为法律关系的变化埋下了很多伏笔。虽然看起来是传统项目建设的法律体系，但是实际上带来的很多法律风险是新的。主管机关多头，效率比较低，这是比较大的两个问题，也是法律滞后逐步走向适应的过程。

周凯波认为，特色小镇在PPP模式下是以新型城镇化战略作为指导的，以多规合一作为抓手，以资本运作为核心的，以土地运作为基础的，要采用政府引导的PPP市场化运作模式。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共同推动特色小镇发展，获得整体资源议价和投资增值收益。“用十九大报告里边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作为我们做特色小镇的一个最高的标准，敬畏、情怀、坚守和完美地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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